一个为自由,一个为激情 两个德国人的中国创业记.docVIP

PAGE  PAGE 9 一个为自由,一个为激情 两个德国人的中国创业记 　　德国人埃乌和沃姆斯都有同样的经历:早早来到中国,说流利汉语,买中国房子,娶中国老婆,在中国创业。不过,他们对在中国创业的想法并不一样。 　　1994年9月,当西德人汉斯?埃乌在南京大学的留学生宿舍里遇到前东德人米尔科?沃姆斯时,拥有哥廷根法学硕士学位的埃乌已经明智地放弃了到香港学习普通话的想法,而汉堡大学的在校学生沃姆斯则萌生了留在中国的念头。 　　15年后,两人都在北京安了家,并完成了人生重要的几件事――当律师、娶中国老婆、辞职,以及开创自己的公司。不过,他们辞职的原因并不一样,娶的老婆也来自不同的省份。当然,他们看到的创业机会和遇到的难题也不相同。 　　他们有空还会在一起吃顿饭,一起探讨如何开店才保证质量又节约成本,怎样跟投资商暗战才能保住自己在公司的控制权――对每一个创业者来说这些话题都有说不完的话。外国人在北京城的圈子不大,两人还是老乡,自然要多多照应――很多时候,当你发现你的朋友跟你一样无助时,你的心理会更强大。 　　 　　告别律师生涯 　　 　　2001年,埃乌进入英国路伟律师事务所工作,给一些德国公司当中国的法律顾问――起草合同、成立公司等。这份工作可以给埃乌带来10万美元的年薪――“即使对外国人,这也是很多钱”,不过,埃乌并没有时间花这些钱,因为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 　　“我经常同时有十几个客户,太多了,单位也不让招助手。”4年以后,埃乌离开这个公司,“不是因为干得不好,或者不喜欢。我很喜欢,但太累了,感觉生活质量很低。”埃乌说,像他这样的既有法律专业背景又能讲流利中国话的德国人很少,“谁都追,非常忙”。 　　埃乌觉得自己有必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家庭上,“我不适合当一个永远在外面的爸爸”,离开律师事务所以后,埃乌几乎天天在家里带孩子,成为家庭主男。 　　跟埃乌不一样,沃姆斯并不喜欢律师这个职业。沃姆斯进的也是一个英国律师行――富而德,不过他只干了两年就没有激情了。同样的理由是“工作很辛苦,经常每天18个小时地工作,根本没有周末”。不过,沃姆斯最不能忍受的是他要处理很多文件,关注很多细节的条款。他觉得这跟他的性格很不协调:“我的优点在另外一个地方,就像一个企业家一样,惯于看大的方向,喜欢冒险。”而且,沃姆斯说:“我不能接受上面还有一个老板告诉我应该怎么怎么做。” 　　沃姆斯觉得,像他这样既有法律专业背景又会中文的外国人,在北京“还是挺多的”。他举他律师行的老板为例:“这个美国人1982年就到长沙,你想想那时的长沙是什么样的。20多年了,他成了中国通。” 　　 　　快中国的机会 　　 　　沃姆斯很乐意告诉中国人他来自前东德,他的第一外语学的是俄语,马克思的著作他都看过一遍:“跟你们一样,这是必须的。” 　　1989年,当柏林墙拆毁时,沃姆斯刚刚高中毕业,在时代的巨变中,他没想到若干年后自己会到中国生活。沃姆斯的老婆总说他“前世肯定是一个中国人”。 　　沃姆斯的老婆是哈尔滨人,是他在北京做博士论文时朋友介绍认识的。沃姆斯很庆幸中国人的“崇洋媚外”,“如果我带她到德国,我没法保证所有的德国人对她的态度都很好”。 　　沃姆斯发现,很多在中国创业成功的外国人都有一个中国老婆。不过他解释说:“在很多成功的案子里,创业者并没有老公或者老婆,甚至没有中国人在管理团队里。有她有好处,但不能说没有她就做不到了。如果我是一个企业家,那么我缺少的东西,我会在市场上雇。” 　　埃乌的老婆是北京人,已经为他生下了3个孩子。埃乌的创业计划就是从家庭主男的工作中产生。2004年年底,埃乌在北京以每月5000元租了一个三居室。那时他的儿子两岁,因为营养不好,他总想尽办法让儿子吃蔬菜。“一天阿姨炒了胡萝卜丝,剩下了一些汁儿。我把汁放到他的米饭上,他竟然吃了。于是我买了一台榨汁机,但榨出来的胡萝卜汁他不喜欢,后来我加上了一个苹果,他整杯都喝下去了。” 　　这样的果汁在3年后成为埃乌的创业项目,他出售直接由水果榨成的果汁――不加水不加糖。埃乌有很多想法,他看到了很多中国的创业机会,比如说老人院、手术后的养病服务。他觉得自己可以给中国带来一些好的想法。“我希望中国人未来对中国种的蔬菜水果有安全感,我自己是看不到了,我希望我的儿子能看到。” 　　沃姆斯不在乎中国有多少机会:“我不管,我的焦点百分之百都在自己的生意上。”沃姆斯是一个时尚装饰品店的老板,竞争力是“德国设计、中国制造”。沃姆斯经常参加一些企业家圈子的活动,他看见大家都很有激情,觉得这个时代充满了创业机会。 　　这样的激情,似乎只有在快速发展中的中国才能看到。不过沃姆斯很专注:“我没有这个资源,没有这个空间,没有这个时间去做那些事。如果是西欧富裕国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