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潘金莲》：对立关系中的荒诞人生.docVIP

PAGE  PAGE 7 《我不是潘金莲》：对立关系中的荒诞人生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根据中国当代炙手可热的著名作家刘震云的同名小说改编，2016年11月18日在中国大陆上映。影片主要讲述了一位名叫李雪莲的农村妇女，因为一起与前夫秦玉河的离婚案所引发的长达十余年的上访经历。笔者致力于从人物、情节等方面，着重剖析影片中存在的若干个对立关系，并探究其所采用的真实而荒诞的叙事手法以及所营造的严肃而滑稽的叙事效果，进而揭示出作为个体的人在诸种对立关系中的生存困境和荒诞人生。 　　一、 人物关系的对立 　　（一）潘金莲：说与被说 　　潘金莲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作为一个文化符码，她代表了对爱人的背叛、心狠手辣、淫荡不羁等文化意味。就影片片名当中的“潘金莲”而言，一方面，极具噱头效应，恰当地抓住了??国传统文化当中这个极具诱惑力的人物及其所蕴含的张力；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文化标签，被冠之以“潘金莲”称谓的女主人公李雪?所不齿，激起了她后来漫长的上访之路。 　　如果说李雪莲最初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状告前夫秦玉河的缘由，是她被秦所欺骗的愤怒，那么，后来李雪莲越过当地法院和政府直接去北京上访的缘由，却是她被秦玉河说成是“潘金莲”。秦玉河当众（而不是私下）揭穿了李雪莲在婚前即与他人有过肌肤之亲的事实，既是当众，那么一个男性对于一个女性以公认的“恶名”所施以的声名贬损，即成为整个社会对这一女性的声名贬损。两性之间的差异，“在本质上是文化性的而并非生物性的”[1]，如果说居于整个社会话语结构的权威地位、拥有绝对话语权的男性，作为“说”的主体以自身的文化优势对作为“被说”的客体、处于文化劣势的女性施以霸权性的文化价值、道德伦理的话语评判和指斥，所构成的社会权威话语评判尚且具有公开性和直白性，那么，与李雪莲同样处于文化弱势、往往作为“被说”的客体的众多女性也加入到男性对于李雪莲话语评判的行列当中，则无疑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和麻木性，女性的悲剧性即在于此。在众多的“被说”之下，“被说”成是潘金莲的李雪莲必须“说”，必须澄清自己不是潘金莲。这是因为，在李雪莲的潜意识中，是以预设的他者对自我的文化评判作为“说”的前提的，也即是说，李雪莲是按照周遭他者的角度和眼光审视自身，李雪莲的悲剧性即在于此。显然，李雪莲试图摆脱“潘金莲”这一文化标签以期为自己正名的一切努力，在本质上是一个处于社会文化及话语体系弱势和边缘地位的生命个体向处于权威地位的强大社会文化主体及其权威话语所发出的极为微弱但却又坚强而倔强的声音。面对“被说”，李雪莲偏偏就要“说”，于是，便有了李雪莲无休止的上访，而且这一“说”，就是十几年。 　　（二）李雪莲：骗与被骗 　　影片中所充满的骗与被骗，在本质上是对人性所提出的极大挑战和考验。整个事件的起因，即是源于李雪莲在婚姻中所遭遇的骗与被骗。当初，为了分到一套房子，李雪莲出主意与前夫秦玉河假离婚，打算待房子到手后再与之复婚。然而，半年后的秦玉河却与别的女人结了婚。表面上看，李雪莲当然是其中最大的受骗者和受害者，然而，当初极具欺骗性的假离婚的主意却是李雪莲出的，这就为她之后被欺骗与被抛弃的遭遇增添了一种自食其果的意味。 　　除了遭遇婚姻中的欺骗继而引发离婚案之外，李雪莲还在亲情、爱情、告状中分别遭遇了各种骗与被骗。首先，是亲情中的欺骗。对前夫秦玉河恨之入骨的李雪莲，为了杀死秦玉河，曾求助于自己的娘家弟弟李英勇，结果却无功而返。其次，是爱情中的骗与被骗。为了找人帮自己杀人，李雪莲又去找了镇上杀猪的老胡，但老胡拒绝了她的要求，如此一来，之前老胡对李雪莲的信誓旦旦顷刻间便化为谎言。10年后，当李雪莲想去北京上访时，赵大头帮助她成功地摆脱盯梢的警察，赵大头的一番心意颇令李雪莲感动。然而，出乎王雪莲预料的是，赵大头竟然是为了给自己的儿子解决正式工作而与政府合作试图阻止李雪莲的上访，因被骗而愤怒至极的李雪莲决心再去北京上访。事实上，这个从中学时就对李雪莲爱慕有加的赵大头，很难说他接近李雪莲就完全是为了给儿子解决正式工作。更何况，在被骗的同时，李雪莲对赵大头也有所欺骗：当初，自己到北京明明是为了上访，却谎称走亲戚路过北京来看望赵大头；与赵大头在北京游玩几天之后，明明是要去人民大会堂静坐，却谎称自己想一个人出去逛逛。对自己的受骗怒不可遏，对自己的骗别人却浑然不觉，影片对人性的挖掘是如此深刻。最后，在告状过程中的骗与被骗。李雪莲拦车喊冤时，从车上下来的县长为了及时脱身竟然谎称自己不是县长，金蝉脱壳一走了之。李雪莲还与赵大头一起，向盯梢的警察谎称二人订婚并将他们灌醉之后溜之大吉；在去北京上访的长途汽车上，对查验身份证的警察谎称自己的身份证丢失。当然，作为最大骗局的制造者，李雪莲所制造的骗局直到影片结尾才公之于众：打着分房的幌子，实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