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节目.docVIP

PAGE  PAGE 6 口述历史节目 　　电视的口述历史节目,因需涉及大量史料,所以其制作常常要依托党史研究部门、出版社和社科院。口述历史节目的制作人员除了掌握采访、编辑、制作等电视实务以外,还要涉猎近现代史。用电视包装历史,正是口述历史节目的跨界定位。 　　 　　一、口述历史:从探寻历史到记录当代 　　 　　口述历史,作为历史学领域的一条支脉,又被称为“口碑史学”,是以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或由此形成的一种历史研究的学科分支。口述历史与大量回忆录的区别在于,口述历史必须是采访者和叙述者合作完成。口述历史通过提问、记录、整理而成历史资料,它通过提问使叙述趋向真实,通过采访接触到社会各个层面的人。近年来对个人生活史的研究,使普通人也跻身“口述”之列,从而把一个历史阶段、事件以不同的视角,互为补充地反映出来。口述历史以亲身经历、所见所闻的有限视角为立身之本,使所涉及的内容更丰富、更独特。 　　文字产生之前,人类就是通过口述的方法传播信息,传承文明,而口述成为历史研究的一种方式则是近代出现的。1938年,美国历史学家内文斯(Allan Nevins)教授在他的《通往历史之路》一书中,主张通过口述进行历史研究。1948年,在提出这一主张后的10年,内文斯又在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了口述历史研究室,成为美国口述史的第一个专门机构。此后,现代口述史逐渐在世界范围推广,在华语世界也产生了很多具有广泛影响的口述史著作,如《顾维钧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我的前半生》《文强口述自传》等。80年代至90年代口述历史研究从英雄、伟人开始转向特殊历史时期以及个人生活史,如《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早年留日者谈日本》等。2003年,中国社科院下属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口述历史》季刊创刊,为口述历史研究开辟了新的平台。当下,不仅很多名人之后纷纷著书回忆父辈祖辈(如《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我的爷爷陈永贵》等),家谱修复也再次悄然在民间兴起。在经历“四清”、“文革”等运动的禁止、破坏后,对家族的溯源、演进、命运变迁的关注又回到了普通人中间。口述历史不仅是历史研究领域的学术专业,更从“英雄”回归到“大众”,从宏大叙事回归到个体生活。兴盛的口述史从历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成为拥有广大参与者和关注者的公众话题,同时也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尤其在近现代史大量档案都未能公开并提供研究的今天,口述历史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另一方面,技术更新给口述史带来了“亡羊补牢”的利器,DV的普及使我们的时代进入全民记录的时代。今天的口述历史研究者必须通过当事人的回忆了解历史,而明天的口述史研究者可以借助DV记下的内容帮助口述者回忆,或者直接听DV“说”历史。明天需要的历史记录在今天就可以做出声响备份,口述史的兴盛不仅留下了诸多历史真相,还产生了现实意义。同时,各种媒体都纷纷传播口述史的内容。除了纸媒,以娱乐擅长的电视和电影,以及以现实题材为主的纪录片都在从各自角度介入这一领域。擅长以拍纪录片手法拍摄电影的贾樟柯导演2008年在成都拍摄了一部反映“三线”工人50年命运的电影,取名《二十四城记》。而这部电影拍摄之前,贾樟柯对当地100名工人进行了采访。电影之外,这些采访内容还被集结成书――《二十四城记――中国工人访谈录》。而以往那些现实题材的纪录片,或者用纪录片手法拍摄的电影则成为留给将来的“口述”。 　　 　　二、电视传播:从传者主导到受众需求 　　 　　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工具,同时被传播学界和传播对象关注着。传播学者认为,我们不仅要研究媒介对受众做了什么,还要关注受众用媒介做了什么。半个世纪以前,传播学者将传者为主导的传播理论逐渐转向受众中心理论,从受众的内在需要和目的(求职、娱乐、个人认同、社会交往等)这一主体的角度,分析大众传播如何服务于受众内在功能的问题。 　　认识到受众不同的需求从而对受众进行细分,从而带来频道专业化定位。当然,目前国内电视还属于免费收看的阶段,电视首先必须通过广告商这一最大客户的认同,因此目前的专业化定位还存在很大程度的“同质”竞争和趋附商业利益的现状。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是一个以历史访谈、专题片和纪录片为主体的专业化频道,开设以“口述历史”为内容的日播栏目,正是观众细分后对有效观众的传播。《往事》是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一档自制的日播类口述历史节目,在录像棚内以主持人与嘉宾对话的形式完成,每期半小时。《往事》栏目自2005年在上海地区开播以来,已播出近2000期栏目,收视率保持在0.7上下。根据2007～2008年收视分析,《往事》节目的收视观众是以45岁以上男性观众为主。 　　 　　三、电视对口述历史的选择 　　 　　有学者分析了“口述历史”类的电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