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传记学手册”译者序.docVIP

《心理传记学手册》译者序 郑剑虹 两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几多艰辛，几多波折，本书的翻译工作终于要划上一个句号了。此时此刻，不由想起20年前为准备本科毕业论文的情景，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心理传记学，虽然在毕业后的1993年发表了一篇与之相关的小论文，但当时并未想到自己这一辈子要与心理传记学结缘。1994年下半年到西南师范大学（今西南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有幸遇到我的授业恩师黄希庭教授，在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下，1995年，我以中国近代文化名人梁漱溟为研究对象，真正开始了对这一门学问的探索。在当时国内心理学界浓厚的实证主义研究背景下，作为实验心理学出身的先生以其博大的胸怀、睿智的眼光、大师的风范，和张进辅教授一起，亲自指导我从事这种质性心理学的研究。当我于1997年6月顺利通过“梁漱溟人格的心理传记学研究”的论文答辩时，我知道我已选择了这条充满着困难和不确定性的研究之路。 2001年，再次投身黄先生门下，攻读人格心理学方向的博士学位。在先生的指导下，对硕士论文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将其发表在2003年第1期的《心理科学》上，后被美国太平洋大学（Pacific University）的舒尔茨（Schutlz）教授辑录，以摘要的形式刊发在当年的《传记：跨学科季刊》（Biography:An Interdisciplinary Quarterly）上。由此，与舒尔茨教授建立了联系，并萌发了翻译其2005年主编出版的《心理传记学手册》（Handbook of Psychobiography）一书的想法。当我把这一想法告知舒尔茨教授时，他欣然同意，并在随后的通讯中给予指点，并帮助联系英文原书的责任编辑和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University?Press）。同时，也得到了袁冰凌女士、黄圣英主任及其所属的暨南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暨南大学出版社以繁荣学术事业的责任感和扶持新兴学科发展的宽广视野，将该书列入资助出版计划，与牛津大学出版社签定了版权转让协议,并于2008年3月委托我主持翻译该书。之后，台湾辅仁大学心理系的丁兴祥教授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欣然接受了协同翻译和审校的工作，并于2009年12月受邀来湛江师范学院进行学术访问，实现了海峡两岸学者在心理传记学领域的第一次学术交流与合作。 十余年来，大陆心理学界的一些学者和研究生陆续对中国古代和近代的10余名历史人物进行了心理传记学研究，也发表了若干篇该领域的理论性和综述性论文，初步形成了一种质量结合的研究模式。2010年11月，由我召集、组织，吴继霞教授主持的该领域的专题报告于第13届全国心理学学术大会上成功举办，在会上和会后对该模式的特点、研究程序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在台湾，丁兴祥教授的团队从1990年代初就致力于心理传记学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亦形成了一种有别于西方的研究模式——主客一体模式（互为主体模式）。此外，在海峡两岸的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界，也有一些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因此，我们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和队伍的壮大，华人对世界心理传记学的发展必将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一般认为，1910年出版的弗洛伊德(Freud)的《列奥纳多·达·芬奇与他童年的一个记忆》（Leonardo da Vinci and a Memory of His Childhood）是第一本心理传记著作。但从我们所查阅的文献来看，“心理传记学”（Psychobiography）这一英文词直到1973年（Glad）才出现，有关心理传记学的理论性著作也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出版。因此，心理传记学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应该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如果将心理传记学既看做一门学科，又看做一种研究方法的话，此前的研究，应是一种心理传记法的应用研究，主要是精神分析理论应用于人物传记的实例性研究。而2005年《心理传记学手册》一书的出版可看成这一学科真正确立的标志。理由是：第一，与以往的著作相比，本书已明显形成了具系统性的学科体系。全书由理论和实例两大部分构成，理论部分8章，实例部分16章。实例部分又由艺术家的心理传记学、心理学家的心理传记学和政治人物的心理传记学三个部分组成，上述的每一实例部分各有一章从理论上来阐述如何对相应的人物进行研究。第二，本书很好地回答了作为一门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包括心理传记学的概念、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发展历史、与其它相关学科的关系等。第三、对心理传记学学科理论的介绍全面而系统：包括传主资料的筛选、理论的选择与应用、多重诠释、多个案心理传记学（比较心理传记学）研究等问题。第四，本书可作为今后编写心理传记学教科书和著作的典范。总之，心理传记学虽有百年的研究历史，但却是一门年轻的新兴学科，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开拓和耕耘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