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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时代是不是“大时代” 时间:2016-05-09  HYPERLINK /a/01/2016/0509/47830.html 女装 　　“大时代”之名的由来　　中国人素来崇尚“大”。大时代之说，由来已久。不过哪些时代属于大时代，却众说纷纭。汉唐盛世，被誉为大时代，不难达成共识；北宋初期与中期，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不是大时代，则有争议。这条争议链，在近二十年，新增一环：北洋时代。　　所谓北洋时代，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始于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终于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东北易帜，宣布服从国民政府，共计16年9月有余。此间，尽管国号“中华民国”，宪法规定国家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其实质则与民众无关，而由北洋军阀一手操纵。具体说来，国家从未统一，政权屡遭更迭，袁世凯、皖系（段祺瑞）、直系（曹锟、吴佩孚）、奉系（张作霖）军阀???后执政。夺取政权的手段，往往不是通过选举，而是凭借战争，算起来，大战至少三次，小战不计其数，成者王侯败者寇，谁打赢了谁执政。故而，北洋时代的政治属性，只能归结于军政，在袁世凯去世之后尤其如此：其统治根基，不是血统，不是神权，不是法律，而是枪杆子。军政与军阀，互相成就。这一点，乃是我们讨论北洋时代必须明确的前提。　　国共两党一度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然而它们对北洋时代的批判（尽管二者都诞生于北洋时代），却出奇一致。在两党编撰的历史教科书中，定位北洋时代的词语，皆是“四分五裂”“丧权辱国”“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等。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对北洋时代的严重贬斥，终于迎来反弹。历史好像一根被压弯的树枝，到了一定时刻有其弹性。不知最早的反弹起于何时，就我所见，这些年来，试图为北洋时代翻案、正名的著述，可谓比比皆是，蔚然成风。在一些论者口中，北洋时代实在是令人神往的黄金时代。　　既然流行以“大时代”命名北洋，那么，北洋时代到底是不是一个大时代？　　既不强盛，亦非繁荣　　这就需要明辨，何谓大时代。大时代往往由大国开创，它的标准或特色，与大国声应气求：一是强盛，二是繁荣，三是朝气（元气），四是开放，五是自由。这五点，血肉相连，不可分割，若不强盛，则难繁荣，若不开放，何来自由。对一个时代而言，这五大要素必须齐备，才有资格称之为大时代。　　由此来说北洋时代。强盛、繁荣，肯定与其沾不上边。晚清以降，衰朽的国门被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落后挨打的中国人便开始编织富国强兵之梦，然而直到北洋时代终结，这依旧是空中的梦幻，无法落入现实的黑土；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可视为北洋时代的三代追梦人，有心一统天下，安邦定国，使中国与列强抗衡，可惜绞尽脑汁，穷尽手段，无一成功，甚至效果恰恰相反，中国愈来愈分裂，愈来愈孱弱。纵观北洋时代，从袁世凯到张作霖一路下来，对列强的依赖一路深化。以与日本的关系为例。袁世凯执政，还有资本和手腕与日本虚与委蛇，讨价还价；张作霖则完全受制于日本，当他不能满足对方要求，随即惨遭毒手。说到底，北洋时代的中国，绝非强国，而更接近弱国。　　至于繁荣，我们不妨看看北洋时代的经济数据。据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1912～1920年，按总产值计，平均每年增长率为16.5%，按净产值计，为13.4%。又依珀金斯所引资料，计算1912～1921年净产值的年增长率为11.7%。”“官僚资本的发展在1911年以后就进入颓势，外国资本的发展也在1914年以后受挫，惟民族资本始终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率，全时期平均发展速度为13.8%，还略高于外国资本的13.1%”。这光华夺目的数据，使得北洋时代被誉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但是，经济增长只是繁荣的一个侧面。国家繁荣与否，还得看政府财政状况、人民生活状况等。说到前者，问题就来了。北洋时代，经济一路飙升，资本高歌猛进，然而这对于缓解拮据、割裂的国家财政困局，却如杯水车薪，以致北洋政府只能举债度日。所谓举债，可分内债和外债。据《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26年间，北洋政府共发行27种国内债券，票面总值计6.14亿元。据黄逸平、虞宝棠主编《北洋政府时期经济》，北洋时代，政府没有一年不借外债，旧债未清，新债又举，算起来，中央政府及所属各省共借外债387笔，借款总额12.8亿元。政府如此困窘，国家谈何繁荣？　　从政府频频举债，还可窥见一点，即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甚至行政能力（或者借用“国家能力”这个概念）之糟糕透顶。理财是袁世凯的命门之一，民初著名记者黄远生曾借朋友之言谈到这一点：“袁总统一世不会办的事是财政，将来中国恐以财政亡国。”在他看来：“今日袁总统对于财政，可名曰自己不要钱，而不能不称为太会用钱。自己虽会用钱，而却不管国家之钱从何处来。”其实袁世凯不是不想管，而是无能为力。当时中国号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