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师大学术报告会现场实录教程.doc

莫言西北师大学术报告会现场实录 张晓琴：今天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日子，曾经站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领奖台上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莫言先生，来到了我们西北师范大学的毅然报告厅。放眼中外文学史，我们可以看到那些风格独特的作家一般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共和国，作家本人往往是这个文学共和国的君主。莫言老师在1994年的硕士论文《超越故乡》中也提到过这个问题，比如像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鲁迅先生的鲁镇，沈从文先生的湘西等等。这些文学共和国无一不是建在一个作家真实的故乡基础上的。而莫言老师的这个共和国，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高密东北乡。早在1984年秋，莫言老师写下了第一篇关于高密东北乡的作品《秋水》，高密东北乡这个五个大字就正式出现在莫言老师的作品世界之中。紧接着，莫言老师就发了中篇小说《红高粱》。1988年，张艺谋导演根据莫言老师原著改编的电影《红高粱》获得了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的金熊奖，产生了非常大的国际影响。1993年，著名翻译家葛浩文先生将莫言老师的《红高粱》翻译成英文，在欧美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这一年，一个外文杂志《World Literature Today》把莫言老师的《红高粱》评为1993年全球最佳小说。说到红高粱，我突然想到莫言老师在《红高粱》里有这样一段话，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再回顾一下，他这样写道：“我曾经对我的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给予高密东北乡极度仇恨，长大后，我学习马克思主义，高密东北乡是世界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我想，一个作家是怀着怎样无限而又深沉的爱对故乡说出这样的话来，从此之后莫言老师带着他的高密东北乡走向了世界。今天，让我们和莫言老师一起走进他的文学世界。 莫言：非常感谢大家！很高兴来到这个温馨的地方。昨天下了一场雨，尽管我现在生活在北京这样一个大城市里，但是对气候还是非常的关心，因为下雨对故乡农作物的影响至关重要。最近三年来，我的家乡很旱。所以，一看到北京下雨，我就立刻想这雨我的家乡下没下？昨天晚上看到兰州下雨了，我就想如果我的家乡也下雨该有多好。现在刚过白露，正是要播种小麦的季节，如果下一场及时雨，农民就可以省下好多的钱，否则得要抽水浇地。重要的是没得水抽了，现在都用的黄河水，我们所有的水库都干得底朝天，地下水位也大幅度下降，打200米深的井根本抽不出水来，看到兰州下雨，我就期盼我的故乡高密下雨，高密下雨，明年小麦才会丰收；高密下雨，明年高粱才会长得好。否则，既没有小麦也没有高粱。我作为写《红高粱》的人，看到故乡没有高粱，内心是很悲凉的，所以我就希望，昨天晚上高密也下雨。刚才谈到小说《红高粱》里的一段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话，这实际上是年轻时候的一段狂言，现在让我写，我肯定不会这样去写，这样的话怎么能写到小说里呢。我们一直说热爱故乡，但也没有一个人敢公开的仇恨故乡。我这样一个年纪的人，一步一步从那个年代走过来，对故乡的感情确实是矛盾的。我在农村的时候，在故乡的时候，确实对它感到非常厌恶，这个地方太坏了，很贫困，一天到晚把辛勤的汗水撒到土地上，可土地还给我们的太少了。一年劳动三百六十多天，只有春节的时候才放两天假，可土地回报给我们的却非常少，所以我们常年处在饥饿、半没粮的状态，吃不饱穿不暖，就感觉到故乡真是没什么好的。那时候，农村青年要千方百计地逃离故乡，只有两条途径，其中一条是当兵。报名参军入伍离开故乡，在部队里好好表现，入党提干，提拔当军官了，然后就可以离开故乡了。我记得从我们那地方出去当了兵成为军官的人，都会感慨一声：“唉，我终于和红薯干离婚了！”——在老家一年基本上有一百八十天，甚至两百天都是吃红薯干过来的。当军官就可以吃白面、吃馒头、吃大饼，就和红薯干离婚了。另一条途径就是上大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城市和农村是天壤之别，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的区别也很大，一个农村姑娘要想嫁到城里，一般都是嫁给了身体有问题的或者家庭极其不好的才行——余华先生的《活着》中就有类似的情节。所以，城乡的巨大差别导致农村青年想离开故乡的愿望非常强烈。考上大学的农村青年凤毛麟角，文革期间又停招，后来恢复高考也是靠贫下中农推荐，即使成绩很好，家庭出身不好永远也跨不进大学的校门。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有很沉痛的记忆。上小学时我的成绩还不错，三年级的作文被学校旁边的中学当作范文阅读，还抄在了黑板报上。可老师们都不相信是我写的，怀疑是我哥帮我写的，因为我有一个哥在华中师范大学。后来，我们老师亲自做测验，现场命题，让我在他的办公室写作文。我记得我写了一篇《五一速写》，很多学生都写成了流水账，而我重点描写了篮球场里球队间的竞争，也写到球队里特别突出的几个运动员的表现。老师说写的很好，还让我写了一篇关于抗旱的文章，我又写了一篇顺口溜押韵的作文。老师说我确实有一点作文的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