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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当项目经理的律师不是好法务 作者：威廉·D·亨德森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法学院（布鲁明顿）教授 翻译：潘欣欣等 来源：律师文摘（lvshiwenzhai2002） 我写这篇文章之时，法律服务行业正深陷于严重的经济衰退漩涡之中。为了应对残酷的经济环境，美国企业客户削减其法律预算，并改变了消费习惯。结果，那些近年来招聘了大约四分之一法学院毕业生的大律师事务所们，戏剧性地缩小了他们的招聘规模。继而，高素质的法学院毕业生将他们的求职范围扩大到了以往属于中等毕业生的市场和雇主们。随着经济萧条的浪潮席卷整个初级市场，数量庞大的法学院毕业生群体正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尽管许多像我们一样的中年人或更年长的人对先前的经济衰退（比如20世纪80年代早期和90年代早期，以及9·11之后）仍然记忆犹新，但是法律雇主和教育者们则更明显地察觉到此次特殊危机不同于以往。 肇始于2008年秋季的“法律大衰退”是否标志着美国传统的企业律所乃至于法学院的一次巨大转变呢？答案是肯定的。这篇短文将会带领感兴趣的读者了解一些核心的支持性数据。文章以一种相对简单的方式叙述，在美国，公司律师代际之间的传承经历了从“通才”到“专才”的转变，乃至在不久的将来，将过渡为“项目经理”的发展路径。文章的分析视角主要集中于法律行业供求关系随着时间流逝的逐渐转变。 我所思考的东西将会让读者们大吃一惊，尤其是法学学者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对于法学学生和新近法学院毕业生们的影响则相对较小。我的结论是：现存法律雇主和教育的等级体系是十分脆弱的。美国的法律职业正在终结一个意义深远的经济繁荣阶段，这种繁荣起源于几十年前律师事务所结构和律师培训领域的一系列创新。这些简单的创新给予了美国律师工具和平台去推动创立并发展一个高度动态化的、管理有序的全球化经济。 不幸的是，我们当中受益于这一繁荣的人（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法学院毕业生精英和法学教授）倾向于将我们的成功主要归于一种天然的、来自于我们所坚信的智慧和美德的秩序。由于不了解历史，我们低估了运气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他人创新、冒险和牺牲的亏欠。因此，我们是这个法律时代的终结的最后见证者。这篇文章正应了那句老话“盛极必衰，物极必反” 。 通才时代 20世纪之初的美国，大工业家和金融家们正致力于构建属于他们的商业帝国。美国经济的范围与规模暗示着无穷的扩张与发展的机会，同时，联邦以及州政府也开始处理社会对规则的需求，通过制定法规来遏制因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不理想、或者有悖于人们初衷的后果。这个世界日益复杂。但令人遗憾的是，业务纯熟的商业律师却供不应求。 基于一些互相联系的原因，在20世纪之交，典型的律师只具有广而不精的法律技能。在很大程度上，所谓尖端的商业律师行业过去——以及现在——一直都是实务经验的产物。直到19世纪晚期，因为大多数经济活动的规模较小，并且限于地方范围，故而在职学习的机会相当有限。此外，法律教育只是在逐渐地渗入非正规化的学徒制度。少数能提供法学领域内的系统训练的精英机构，也不去尝试走出通才式的法律教育。诚然，法学院最主要的益处之一，就是为测试大量法律知识的各州律考做好准备。 由于商业的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法律规制也更趋严格，社会需要业务纯熟的商业律师，律师事务所就开始承担了这种职责。然而，在律师事务所能够大规模承担这种专业化培训之前，其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在事务所内部实行激励机制。一旦学徒的水平与他们的老师一样，那么利益应该如何划分？ 关于律师指导问题的最好例证之一就是Paul Cravath 的培训。Cravath一个卓越的商业律师，他创建了纽约的精英律所Cravath，Swaine Moore LLP。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之后，Cravath旋即加入了Carter，Hornblower Byrne律师事务所。Cravath的导师是Walter Carte，一名拥有发现和培训优秀律师才能的、事业卓著的商业律师。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里，纽约市很多最具影响力的律师都是在Carter的指导下开始从业生涯。许多人（包括Cravath）最终都成为了Carter的合伙人。然而，据一位律师所言，“Carter选择合伙人就如同Connie Mack挑选球员一样，当他们索要或者挣得的薪酬和Carter一样多的时候，Carter就会对之弃而不用。” 根据Cravath，Swaine Moore律所的官方记载，招聘和培训的“Cravath体系”是基于Walter Carter的理念。Carter的做法是招收来自一流法学院的最优秀的毕业生，付给他们工资，通过在律所的数年实习来培养和发展他们的技能和敏锐性。Paul Cravath最主要的创新是使他的训练体系可以根据不断扩展的工业和金融客户的需求而调整规模。Cravath 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