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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與社會（思想 29） 動物倫理學的出現，不僅為動物的命運爭取到道德的地位， 也突破了西方道德思考傳統體質上的盲點。 回首第一代英國反動物實驗運/李鑑慧 動物實驗與現代生活關係密切，廣泛應用於各種科學研究，舉凡生化、基因、醫藥、農業與國防，乃至化妝品與日常用品等之測試，都少不了動物實驗。英國於2013年涉及動物的科學程序逾400萬件。全球單在2005這一年，因科學研究之名而殺害的動物數量，就超過1億1500萬。動物實驗在多數人心目中，恐怕已是當代科學的必備元素及現代社會的既定事實，難以撼動，更無法廢除。但是，19世紀的英國卻有那麼一群人，並不如此認為，他們以「完全廢止」動物實驗為目標，並且樂觀地相信，一種符合人道精神的科學或許並非奢望。 約自19世紀中期，西歐各國掀起所謂「實驗室革命」，經由實驗室的興建及實驗方法的推展，許多學科建???起科學地位。醫學亦於此時透過生理、藥理與病理學等領域之實驗研究，發展其實證基礎並推進其專業化。在這時代背景下，動物也就成為實驗對象。相較於德、法等國，英國的生理學發展較晚，但仍於1870年代迅速起步，動保人士也緊接其後，施壓國會，要求立法管制動物實驗。 1875年，英國政府首先成立「皇家調查委員會」，對於動物實驗的現狀展開調查。1876年，在正反雙方的激烈遊說下，英國通過世界第一個動物實驗管制法，建立相關的審核、登記與稽查制度。然而，動保界認為此一法案過於寬鬆，例如它允許教學用途及不施予麻醉之實驗。失望之餘，動保運動從此迅速集結，發展成為一個更具群眾基礎的社會運動。單在1876這一年，英國便已成立五個反動物實驗團體，日後多發展為全國性組織，分會遍及英國各大城鎮。運動參與者大多來自中上階層，其領導階層亦不乏深具社會名望者。他們熟練地運用英國改革運動所慣用之各種抗爭手段，例如簽名陳情、巡迴演講、文宣出版、海報張貼、媒體投書、大小型集會等，展開了延續至今未曾中斷的「反動物實驗運動」（Anti-Vivisection Movement）。 此一歷時悠久的運動，在19世紀發展初期有兩點特色值得一提：一是目標的激進性；二是論述的寬廣性。 1876年到1898年之間，英國反動物實驗運動的主要團體，幾乎一致地以「全面禁止」動物實驗為最高目標；運動者雖然主要關切的是動物的痛苦，但其所提法案並不特別做出區別，因為痛苦與否難以認定，儘管施以麻醉，亦難以確保痛苦之完全免除，同時也增加審核與稽查上的難度；而英國內政部自1880年代初，開始將審核大權轉移至科學社群本身的作法，也進一步強化了運動者對於審核之不信任，於是乾脆要求全數廢除，以絕後患。 考量時代客觀情勢，「全面禁止」的立場似乎並非全然不切實際。首先，此時動物實驗仍處於發展開端，規模不大。1876年，動物實驗管制法通過之前，動物實驗主要乃是由少數仕紳與醫生在私人實驗室中進行。1876年之後，法令規定實驗人員及實驗室皆須註冊並領有執照，這使得研究者必須依附於機構，而此時科學研究之機構化仍在起步，結果英國動物實驗的成長速度在這之後的一、二十年間都仍十分有限。1880年，英國登記有案的動物實驗，包括教學示範，僅311件；領有執照之動物實驗者約45位。1890年代，案件數量因細菌學所帶動的接種實驗和疫苗開發而大幅增加，但於1896年亦僅7500件。其次，就具體效益而言，由於實驗生理學尚在發展階段，動物實驗是否真能帶給人類具體貢獻仍有待觀察。一般所謂的重大貢獻，例如盤尼西林、胰島素等之醫療應用，遲至20世紀方才確立。 這一切，使得反動物實驗者在運動前二十年，並不認為他們所要打的是一場不可能勝利之仗。在未能預見科學日後全面發展狀況下，運動者樂觀地相信，動物實驗這初現形的「新罪惡」（new vice），不過是科學「少年期」的短暫偏差，經由糾正，尚得以攆除；實驗室中的各類實驗器械，有朝一日也將如中世紀的殘酷刑具般遭到歷史淘汰，僅存於博物館陳列櫃中。這份信心，也體現於運動集會中每每常見之樂觀歡呼與勝利喊話。 或許是出於這樣一種信心，動保運動在論述上，相較於今日，也更具寬廣性；其所反省的並不僅僅是動物實驗本身，更包括正值劇烈轉變中之科學、醫學乃至於整體社會之價值走向。 至1870年代，英國動保運動已累積相當豐富之道德論述。19世紀英國受福音主義之影響，瀰漫著濃厚的宗教氣息以及對於人類道德之關注。動保運動自1820年代發軔以來，主要訴諸基督教道德，並援用聖經中之概念例如創造論、神所授予人類統管萬物之權柄，以及基督的慈悲精神等等；其核心論述乃是：動物與人類一樣同為神所創造，亦為神所鍾愛；握有統管權柄之人類應擔負重責，效法基督慈悲的精神，善待神的受造物，而不是濫用職權虐待之。此外，歷經浪漫主義的洗禮，英國對於動物之感受能力（sentience），有著一定認可，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