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春秋“赋诗断章”.docVIP

PAGE  PAGE 5 孔子与春秋“赋诗断章” 　　在先秦时期，《诗经》很少被称作《诗经》，当然，我们在《礼记?经解》、《庄子?天运》等中发现渐渐有了变化；当时称作《诗》，或《诗三百》。除过六首笙诗，共三百零五首。这三百多首诗的编辑整理，还是一个难以索解的问题，但大体上人们认为和鲁国的乐师有些关系。 　　作为后来儒家的主要经典文献，《诗经》往往被认为是孔子删削整理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提出的说法，认为诗原有三千，经过孔子的筛汰，留下了十分之一，人们称作“删诗说。平心而论，司马迁的说法夸张了一些，通过对《国语》、《左传》等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的考察，遗存于传世文献中的诗句是很少的，远远不能和几千首相符，所以，这种“删诗说”愈来愈受到人们的质疑。但是，“删诗说”揭示了一个历史的真相，即《诗经》诗篇经过选择整理编辑而成，它是一部诗歌选集。相传西周初期有八百诸侯国，仅就《国风》来看，只有十五国存有风诗，而且和国君的爵位、血缘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关系。这种情形进一步佐证了选集的认识。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的记载，是一则很有意义的材料，类似的材料还见于《仪礼》、《乡饮酒礼》、《燕礼》等。吴国公子季札在鲁国观看的“乐”是和今天所说的“诗”相伴的，说明当时的“诗”是“乐诗”，是配着音乐进行的。这则材料显示的部分“诗的顺序，与今天所见《诗经》本子相同，而那时孔子正值幼年(8岁)，不可能完成这部经典的编辑整理。当然，学术界曾有学者对“季札观乐”的可靠性提出质疑，但是，今天一般还是强调和认可这则材料的史料性和说服力。此外，在《论语》一书中，往往出现“《诗三百》”或“《诗》三百”的说法；孔子很关心自己儿子和学生读《诗》的情况，特别注意对《周南》、《召南》的阅读；他对《关雎》有独到的评价和体会，认为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种种迹象表明，《诗经》典籍的定型最晚在孔子前，当时，今天《诗》的基本面貌已经具备。 　　孔子尽管不必是《诗经》诗篇的整理者和编订者，可是，他对《诗经》学史的贡献却很大，与《诗经》关系密切。孔子将《诗》作为教材，配合着《书》、礼、乐，用来培养人才。他对《诗经》诗篇整体性质、功能、读法的论定和认识，奠定了后代《诗经》学发展的基础，这是格外值得注意的。 　　孔子的《诗》说有无来源，一直是不被人看重的问题，因为学术界对先于孔子的春秋“赋诗”实践评价并不高，认为那个时期的引诗不过是断章取义，是“用《诗》”，还不是严格意义的对《诗》的研究。实际上，当时“用《诗》”是很讲究的，不乏研究的因素，其中昭示的诗篇的本来意义和面目极其分明，所以被后来的经学家称为在诗义大明时期的文明之事，这种本义的曲折揭示和引申取义的方法在今天依然有学术研究价值。特别是它对孔子的影响，长远而深邃，面对《诗经》诗篇，孔子继承了先辈学者子展、子大叔、叔向、子产等的解《诗》方法，并作了进一步的系统化和发展，是先秦《诗》学形成阶段中至为重要的环节。 　　用《左传》的话来说，春秋时期“用《诗》”的特点是“赋诗断章”(《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这是比较恰切的概括。它表明，在赋诗过程中往往是赋全诗，而双方交流思想情感的重点则在断章上。所以，可以说，“赋诗”是强调赋的方式，是诗歌全部；“断章”则是意图和意义的真正所在，是诗歌局部。这个实践如同猜谜活动，谜面是《诗》的诗篇，而谜底则需要交流双方在诗歌中设定，设定的前提其实很明确，即双方对诗歌主旨、诗句及各自的历史、活动(如外交)目的等的深入了解。这样的交流含蓄文明，对人们的《诗》学修养要求很高。当然也有引诗不当、遭致批评的情况。 　　最典型的“赋诗断章”例子要数《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所载的情景了，当时郑国国君宴请晋国的使臣赵孟，礼仪规格很高，郑国有七卿相陪。赵孟很感动，提议大家赋诗，而他自己则借以观志。所有的赋诗，赵孟都作了评点，有成功而倍加赞赏的，也有失败而不以为然的。比如郑国的子展赋《草虫》，而《草虫》是首情诗，内容大略不出男女私会的范围。子展的用意只着重在诗句“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慑慑、伤悲)”与既见君子，“我心则降(说、夷)”，言下之意，想见赵孟的心思已久，一见如故，心情格外高兴。该诗三章，重章叠唱进一步渲染和强化了这种艺术和情感效果。赵孟听后，不仅大加赞赏，而且自谦难以承当。子大叔赋《野有蔓草》，其实也是首男女遇合的诗，写清晨男女相遇一见钟情的微妙感受。子大叔目的在“有美一人”与“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在《诗经》中，“美”并不仅仅用来写女子，也用来写男子，如《邶风》中的《简兮》，所以他也是在表达对赵孟的由衷赞美和景仰之情。赵孟也深表感谢。这场聚会中，赋诗失败的人是伯有，他赋了首《鹑之奔奔》，据后来《诗序》的说法这首诗是讽刺卫宣公的淫乱丑行的。当时，虽不能确定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