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争辩中凸显媒体舆论的浮躁与肤浅.docVIP

PAGE  PAGE 10 学术争辩中凸显媒体舆论的浮躁与肤浅 　　如今,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惊异于媒体舆论的巨大辐射力和影响力。自知名学者汪晖涉嫌抄袭事件被曝光以来,平面媒体和网上争论持续升级,并在最大范围内传播这一事件的最新进程。 　　借助现代媒体,有人通过这一事件宣泄了对学术腐败的愤怒,也有人借此试图传达一点对事件主人公的同情和理解。值得引起关注的是,这一桩原本属于学术范畴的事,因为媒体和舆论的加入,从而成为了一起站在风口浪尖上的“事件”,其中一些以学术打假面目出现,却掺杂了学术界个人恩怨的成分。在维护真理的旗帜下面,有理由怀疑,在这些各具形态的批评声中,学术个人及其用心,已在被极度强化的舆论声浪中模糊、变形、失控,以至于失却了其原有的面貌。 　　 　　“抄袭门”背后的学界之争 　　 　　前不久,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质疑著名学者汪晖早年的博士论文存在抄袭问题。需要注意的是,此事之所以被称为“事件”,是因为王彬彬在学术刊物《文艺研究》(3月号)刊发《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一文后,其中所涉及的学风问题马上引起有关媒体关注。时隔不久,《南方周末》首先以《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为题报道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顿时将这一发生在学术空间内的争议引向公众视野,在此后短短1个月内,全国20多家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报纸纷纷跟进,并通过媒体舆论集体施压的办法,力图使这一事件的真相即刻水落石出、辨出个是非黑白。 　　不出所料,《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一文在《南方周末》发表之后,汉语学界顿起轩然大波。由于媒体的加入,一时间挺汪者、拥王者两派纷纷登场,各自表明立场,提供给媒体取之不尽的追踪报道素材,“抄袭门”事件由此迅速升温。7月7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了一封由63名中外学者签名附议的公开信,这封写给清华大学及汪晖博士学位授予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信称,“为对汪晖教授负责,澄清这一争议,我们联名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清华大学迅速答复,履行职责。在组成调查委员会时,应邀请贵院、贵校之外的学者,乃至海外学者参加,公示委员会成员名单和调查结果。我们同时要求,调查结论以及各委员投票意向最终能公布。” 　　在此公开信发表2天后,凤凰网又强势刊载了另一封由近百名海外学者联名写给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的信。这些学者称,在汪晖的著作中没有发现剽窃现象。信中说,“作为学者、译者、编辑、历史学者和文化批评者的国际共同体的成员,我们联合写信,声援正在被大众传媒攻击的汪晖教授。关于汪晖涉嫌抄袭的指控,汪晖教授著作的译者和编辑复查了汪教授在过去30年中著作所采用的大量参考书目的注释。他们当中没有一人发现有任何剽窃的现象――不管我们多么宽松地定义剽窃这个词。” 　　至此,媒体导火索牵引下的学界,如同炸开了似的迅速形成了旗帜鲜明的两派。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对“抄袭”的界定――“倒汪派”认为抄袭这一行为再清楚不过,而“挺汪派”则认为汪文只是个别引文不规范,属学术规范问题,而“引证的严格性”不应被夸大为“抄袭”。 　　在很多情况下,真理并非愈辩愈明,拥趸增多,众声喧哗,往往只能令事端升级。对于学术争议中的“学术”,大众媒体表现出视而不见和缺乏耐心的态度。据笔者追踪,在所有对这一事件的新闻报道中,鲜有对学术争议的落脚点展开充分报道的。当然,大众对媒体的期待,总是更多带有猎奇的心态,人们往往更多关心的是“谁和谁打起来了”,正是这种长期形成的市场需求,使大众媒体在报道学术事件时,重“事件”而轻“学术”似乎成了一种顺理成章的习惯。 　　实际上,讲求眼球效应的媒体和需要严谨论证的学术之间,永远隔着“时间”这条鸿沟。一个现成的例子:当年余英时指控郭沫若抄袭,就是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学术公案。只有不断地进行学术辩论,才有可能得出公正的判断,所谓“文章千古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今,媒体的全方位渗透,却如同一只无形的手,以自己的意愿和节奏推动事件的发展,几乎使事件失去得到正常的学术辩论和学术处理的可能性;而在如此状况下,事件中的两位当事人要开诚布公、心平气和地进行学术讨论和就事论事对话的可能性也渐趋为零。而王彬彬则已不容分说地站到了汪晖的对立面上,而这一切也许根本不是他的初衷;一个善意的学术质疑,在媒体舆论的裹挟下,变味为一个别有用心的揭露,应该是他始料未及的。 　　眼下,这起由“他者话语”主导的辩论,最终因未能形成具体有效的调查制度和惩罚措施,一起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并未能指向中国学术界的腐败根源,从而让学术争论偏离学术范围,演变成“两派”间的纷争乱局。 　　无独有偶,就在汪晖事件尚未解决之时,另一名学者、曾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影响中国50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的上海大学朱学勤教授,也被曝出涉嫌抄袭。有人指责朱学勤的博士论文“剽窃”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