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小康”说辨疑.docVIP

PAGE  PAGE 5 孔子“小康”说辨疑 　　孔子成为当前人们谈论的热点话题之一，包括他的政治理想。而谈孔子的政治理想，就不得不涉及到大同小康说。但是，大同小康之间，以及大同小康与孔子的关系，自古以来学者们各呈其说，莫衷一是。庆幸的是，近年来新出土简帛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了新材料，也为解决孔子的政治理想提供了新契机。通过《礼记?礼运》与《孔子家语?礼运》及新出简帛的对校，我们发现，“小康”并非孔子本人的论说，而是后人为与“大同”说相对应而增加的内容。 　　据传世文献记载，“小康”一词最早见于《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此处“小康”应为“小安”的意思。而在《礼记?礼运》篇中，它却成为社会阶段的代名词而备受关注。如康有为的“小康世”、“升平世”、“太平世”三阶段说，就以《礼运》“大同小康”说为理论依据。 　　《礼记?礼运》以孔子与子游问答形式展开，篇首就讨论大同小康。唐代以前，学者毫无异议地将此篇归属于孔子。然而，自宋代疑古思潮兴起，学者逐渐对此提出质疑，依据是“大同小康”说与孔子的政治思想不符。他们认为，孔子的大同、小康代表前后不同的两个社会，前者为五帝时期，那时没有战争，人人各安其位，各司其职，相亲相爱；后者为三代时期，美好的社会图景一去不复返，战争不断，但仍可用礼来规范，达到社会的相对和平与安定。因此，小康远不如大同社会。然而，这种“历史倒退观”，显然是与孔子思想相悖的。孔子主张“与时偕行”，他认为三代文化之间是“损益”的关系。尽管孔子学说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特点，但是“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礼记?中庸》)，表明“大同小康”说不会出自孔子。 　　除“大同小康”说外，论礼是《礼记?礼运》的核心内容，涉及礼的起源、演化以及功用等问题。由孔子重礼、子游自称言偃等显示，《礼运》篇的基本思想应属于孔子。同时，因孔子崇尚“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的社会，与《礼运》描述的“大同”相近，所以“大同”说与孔子的关系不应轻易否定。但仍存在一个矛盾，即“大同”与“小康”之间的关系。为解决这一矛盾，过去学者多从《礼记?礼运》的文本进行分析，并结合古书的流传规律，得出了一系列结论。 　　在学者们看来，《札记》是西汉戴圣根据先秦文献整理而成的，一方面其材料来源较早；另一方面在整理时也会根据时代需要进行“润色”。学者对此也已有所认识，如东汉卢植说：“今之《礼记》，特多回冗。”(《后汉书》卷六十四)梁启超也说：“全部《礼记》所说，悉以为儒家言则可，认为孔子言则须审择也。”(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论《礼记》部分)《礼运》作为其中的一篇，亦当如此。 　　然而，“小康”问题的解决，关键是要新材料来印证。近年来新出简帛不仅提供了研究孔子思想的材料，而且也“激活”了部分被学者判定为“伪书”的材料。由于《孑L子家语》中亦有《礼运》篇，所以《孔子家语》对研究“小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受疑古思想的影响，学界将《孔子家语》定为典型的“伪书”而弃之不用。深入研究，它的重要价值至今仍未得到学界的重视。 　　随着简帛材料的增多，《孔子家语》“伪书案”的坚冰也逐渐被打破，它的价值及可靠性问题逐渐得到学者们的肯定。如杨朝明先生将其与四书、五经等比较后，得出《孔子家语》为“孔子研究第一书”的结论；庞朴先生也说：“对照竹简，冷静地重读《孔子家语?论礼》和《礼记?孔子闲居》，不能不承认，它们确系孟子之前的遗物，绝非后人伪造所成。”(庞朴：《话说“五至三无”》，《文史哲》2004年第1期)既然《家语》并非“伪书”，将其《礼运》与《礼记?礼运》相比勘，应有助于解决《礼记?礼运》的文本问题及其思想内涵。在这两篇《礼运》中，最显著的差异是《家语?礼运》全篇皆在说“大同”，并无“小康”说。而孔子之所以强调礼，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大顺”、“大同”。既然孔子的论说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前后两阶段，孔子“拉历史倒车”就应当是个伪命题，并且《礼记?礼运》中大同小康的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进而，孔子与“大同”说的关系问题也可得到证实。 　　事实上，过去早有学者已指出《礼运》本无“小康”说。《家语》的记载更为合理。如《礼记义疏》卷三十指出：“通篇极言礼之重，独篇首小康之说。乃老氏礼起于忠信之衰、道德之薄之意，与通篇殊不相应，考之《家语》皆无之。”任启运《礼记章句》、姜兆锡《礼记章义》亦持此说。此外，日本学者武内义雄亦赞成姜氏之说，他在《礼运考》中认为，《礼运》中的小康为后人所加，应当删去。可见，《孔子家语?礼运》的材料更能代表孔子学说，更能反映孔子思想，而《礼记?礼运》则明显有后人增添成分。然而，与《孔子家语?礼运》相比，由于学者们更多地关注《礼记?礼运》，这也为从根本上解决《礼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