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现状析.docVIP

PAGE  PAGE 5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现状析 　　政府信息公开，是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必然要求，也是世贸组织要求各国政府应尽的义务。作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国，中国能否积极履行政府信息公开的义务，不仅关系到中国能否得到其他成员国的认可和信任，也关系到中国能否走上依法治国的正轨。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在这种情况下，董铭状告政府部门要求政府公开信息，反映了我国政府信息逐渐向依申请而公开过渡的历史进程。 　　 　　信息公开之案 　　 　　2004年8月16日，上海市民董铭状告上海市徐汇区房地局信息不公开一案，在徐汇区法院公开审理。原告董铭所提出的主要诉讼请求是：“判令被告（上海市徐汇区房地局）向原告提供本市岳阳路200弄14号在1947年9月1日至1968年7月16日期间，原告之父董克昌购买产权及后被政府接管的相关档案信息”。① 　　董铭提出诉讼请求的法律依据，是上海市政府制定并于2004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该规定的第10条明确列举了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五种情形以及法律、法规规定免予公开的其他情形可以不公开以外，其他政府信息都必须公开。在此背景下，公民主动要求政府公开信息的请求，成为行使知情权的合法行为。在庭审中，徐汇区房地局的负责人说，“在铸造公共政府、透明政府的过程中，需要公民主动地参与进来”。庭审一结束，这位领导立即被记者包围，他表示，这次庭审的意义完全是积极的，有利于政府在行使职权时的透明化、规范化。此案的出现，无疑成为了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的一个新视点。 　　政府信息公开，是我国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宪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人民权力的行使，是以人民对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的知晓为前提的，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公开这些相关的公共信息。因此，政府公开信息并不是对公民的施舍和恩赐，而是政府所应该承担的法定责任和义务。 　　董铭案所折射出来的，是各地政府在信息公开制度建设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广州、上海、北京等地分别出台了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规章。广州市2003年1月1日起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规定》成为我国第一部地方政府“阳光法案”。《深圳市政府信息网上公开办法》于2004年4月1日起施行。2004年初，上海市出台了《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并于5月1日正式实施。北京市政府法制办2004年9月22日召开有关会议，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依法行政信息公开工作的意见》。此外，《长春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暂行）》、《杭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济南市政务信息公开暂行办法》等地方规章也都相继出台。据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属于国务院法制办2004年的立法计划范围，目前已经过了两次修改，有望再次提起审查。正在起草的具有全国性法律效力的《政务信息公开法》，将从法律层面上保证政府信息的公开，使政府信息公开成为法制构架的一部分，从而让政府信息公开成为一种国家意志。换句话说，一旦《政务信息公开法》实施了，政府信息的公开将不会再处于愿公开就公开、不公开也可以的“自由裁量状态”。政府方面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拒绝公开政务信息，则属违法，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制度建设所面临的挑战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建设，本身就是一场思想观念的革命,而观念的扭转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一方面，对于政府来说，必须改变那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传统观念，改变那种对人民不信任的态度，改变那种全能主义政府的“官本位”观念。政府之所以要垄断信息，是因为这样可以减少行政责任。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在实行信息公开制度的初期，也都同样遭遇过政府方面的阻力，政府对信息具有强烈的垄断意识。所以，实行信息公开制度的根本所在，是要改变政府垄断信息的观念，只有这样，政府信息公开才能真正实施，并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对于民众来说，只有提高自身权利意识，明白政府信息的公开并不是政府的赐予，而是公民依法享有的基本权利，才能真正地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建设。但是，当前公众对政府信息公开重要性的认识还很不充分。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位学者所做的调查报告，认为“行政公开是行政机关的权利”的占64.3%，认为“行政公开是行政机关的义务”的占35.7%。②改变这种淡薄的权利意识，是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 　　其次，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建设，有待从法律层面上加以确认和规范。我国的法律效力从高到低，依次为宪法、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目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处于很低的层面，只是处于地方政府制定的规章这样一个位置。作为行政法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