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民工记者”.docVIP

PAGE  PAGE 4 我当“民工记者” 　　在上海打工6个年头，已当了3年新民晚报的特约通讯员，个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慢慢品尝。晚报原总编辑丁法章同志在特约通讯员聘任大会上的讲话时时激励着我――外来民工成为晚报的特约通讯员，是我们新民晚报的新景象，它体现了我们海纳百川的精神……兴奋之余，我也暗暗发誓一定要当好上海300万外来民工的“旗手”。 　　 　　斗胆与晚报交朋友 　　 　　以前读书时便喜欢写写画画，到上海后仍乐此不疲。但只是向我所在区的宝山报、宝山电台等区内媒体投稿，对新民晚报这样名誉海内外的“重量级”媒体总有一种敬而远之的心理。机会出现在1996年年底――当时新民晚报推出“七彩民工”专版，专版试刊几次后，编辑推出了“说句心里话”小栏目，要求广大读者特别是民工朋友谈谈对专版的意见和建议。我就斗胆为“七彩民工”版写了封信，“畅谈”了对办好专版的建议及自己的感受。没想到一个星期后稿子被编发了。专版编辑还打来电话，鼓励我积极写稿，并约我有时间到报社聊聊。就这样，我的名字第一次上了新民晚报，并从此和新民晚报交上了朋友。 　　 　　写稿让我感到充实 　　 　　1997年6月底的一天晚上，已经是九点多钟了，我从宝山电视台新闻中看到了一外来妹在宝山中心医院停止心跳49分钟后，又获得新生的消息。当时新闻的内容很简单，但我想在心跳停止49分钟的时间内，医务人员是怎样抢救的，这里面一定有感人的故事。刚好事件的发生地离我住处不远，于是我推出自行车，“追”新闻去了。到目的地后，当事人哭着向我讲述了宝山中心医院的医生们如何给她第二次生命的经过，以及出院后医生们又如何送给她补品衣物……采访回来，已经是深夜十二点多了，我趁热打铁写了篇《抢救，持续49分钟》稿子，很快被新民晚报采用了。 　　因为自己是从民工中成长起来的，所以我对民工的酸甜苦辣及奋斗的历程感受很深。他们所取得的每份成绩，因为受客观条件的制约，往往都付出比其他人更多的心血和汗水。因此我将热情讴歌民工中的“排头兵”视为己任。为了能够追踪到他们，我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到闵行打工族联谊会、虹桥镇读书会、大世界打工族俱乐部等地方，参加他们的活动，并经常和外管所、外口办等部门保持联系。有时为了能抓到“活鱼”，我甚至骑自行车往返一百多里，也在所不辞。 　　写稿，不但有成功的喜悦，更有心灵的净化。有时一个典型的采访对象，就是一本生动的教科书。1998年6月，当我得知宝山海滨新村下岗女工朱叶，从1996年开始便默默无闻地在大别山革命老区――河南固始县资助10名失学儿童重返课堂的消息后，立即与朱叶取得联系。为了能得到更真实、理性的第一手材料，我陪朱叶乘了十多个小时的长途班车来到固始县，逐门逐户地了解资助对象的情况。在近一个星期时间里，我和这位普通的下岗女工辗转数千里，深入大别山腹地。乘坐的手扶拖拉机陷入泥坑，我们就用手推，路太坏，我们就步行，老区人民用下跪这种最传统、最直接的方式向上海的好心人表示感谢。后来我写的《朱叶当上了十个孩子的“妈妈”》和《“上海妈妈”的思念情》两篇稿子在新民晚报发表后，引发了一股“爱心潮”，现在已有一百余名老区的孩子受到了上海人的热心资助。朱叶的话一直影响着我的生活：“我虽是一名下岗女工，但我有多大的能力就办多大的事。” 　　 　　写稿改变了我的生活 　　 　　我之所以现在能坐在办公室里，从事着自己擅长而又热爱的工作，也是“爬格子”的结果。是一次普通的采访，改变了我的生活。 　　1996年5月，又到了夜大学该缴学费的时候了。因为前几个月的工资已被我寄回家，我的生活陷入了窘境，连生活费也是向同事借的。没办法，我只得硬着头皮找到我所在的新益化工厂厂长，吞吞吐吐地向他说明了我想借钱读书的意思。没想到徐厂长不但借给我钱，还责怪我有困难不该瞒着他，并勉励我趁年轻抓紧学习文化知识，以迎接时代的挑战。 　　当时的情景，至今仍深深烙在我脑海中。我有感而发写了篇《厂长借钱给我上大学》的稿子，投寄宝山电视台。没想到一篇普通的稿子竟引起了宝山电视台编导张幸珍的重视。几经联系，宝山电视台决定拍摄我的纪录片《打工的日子》。 　　1996年12月24日，宝山电视台摄制组一行4人，用了整整一天时间，对我在沪期间的生活、工作、学习情况进行了采访，又跟随我到学校，拍摄了我在夜大学读书的情况，直到晚上九点多钟放学，摄制组一行才结束“战斗”，热情的采访温暖了冬夜读书归来的我。 　　不久，《打工的日子》在宝山电视台“长江潮”节目中播出了。我的家乡驻沪机构――河南固始县人民政府驻沪工作处也在四处寻找我这名普通的打工仔。几经周折，他们终于找到我这个“大别山的好儿女”。工作处的领导找我说了话，夸我自强不息，树立了老区人的形象，并问我愿不愿到工作处工作。 　　终于，我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