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中国音乐文化发展新局面的盛会.docVIP

PAGE  PAGE 15 推进中国音乐文化发展新局面的盛会 　　世纪迄今的百余年来，中国音乐文化经历了亘古未有之变化。这一翻天覆地的变革既伴随着家国命运的迂回辗转，内化了传统的裂变和现代的重生，又凝聚着数代音乐人孜孜以求的艰辛求索。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近四十年间，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成就令人瞩目。然而在当下，它又面临新的现实问题――如何推动中国音乐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如何构建新的音乐理论研究和批评体系，使其与音乐创作、表演之间相互促进，以实现更为合理的音乐生态平衡？如何扩大音乐艺术的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当前面临何种机遇和挑战？中国音乐学人，尤其是中青年学者又??承担何种新的历史使命？诸此种种……对这些当前学界所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的追问和反思，正是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高峰论坛举办的初衷。 　　同时，2016年适逢我国首次“中青年音乐理论家座谈会”（即“兴城会议”）举办30周年。借此契机，上海音乐学院把对“兴城会议”的纪念也纳入此次论坛主题之中――二者在直面现实的社会关怀和强调学人担当方面也确实具有显而易见的共通之处。 　　2016年11月25―27日，由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承办，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作曲系、科研处、音乐研究所协办的“中国音乐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暨纪念‘兴城’会议30周年高峰论坛”（以下简称“论坛”）在上海音乐学院成功举办。论坛得到了《音乐艺术》《人民音乐》《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学》《中央音乐学院学报》《文汇报》《音乐周报》和中国音乐学网等多家主流媒体的支持。 　　本次论坛邀请了逾四十名国内外知名音乐理论家、作曲家、指挥家，以分析问题和提出对策为研讨重点，主要采用对谈的形式，围绕“中国文艺创作与发展的当前现状与问题”“当代中国音乐创作的现状与反思”“当代中国音乐创作的理论研究、评论与国际推广”“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当代的命运”“中青年音乐家在当代中国音乐发展中的角色与使命”五个子议题展开研讨，涌现出一批深具洞见的观点和看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历史参照中的当前音乐创作 　　本次论坛的出发点之一是反思经过数十年的高速发展后，中国音乐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面对的社会现实以及该如何应对现有的挑战。这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对音乐创作问题的思考。 　　对创作的讨论从分析现状开始。论坛开幕式之后的一个“特别”版块是“中国文艺创作与发展的当前现状与问题”，主办方邀请了文学、戏剧、舞蹈……姊妹艺术门类的专家来谈各自领域的创作现状。当以对照的视线来审视音乐创作的问题时，就能发现文学艺术在当代的遭遇具有极其普遍的相似性。 　　复旦大学长江特聘教授、文学评论家汪涌豪认为，当前文学的危机是它与人的距离越来越远，文学要么走向对市场和读者的一味迎合，要么完全逃避生活，陷入文本和语言的试验。剧作家、戏剧评论家罗怀臻先生亦有着类似的感慨，他认为戏剧日渐远离了我们，许多当下的戏剧割裂了传统，流于表演的空壳，市场上充斥着为各类庆典而创作的“应景作品”。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舞蹈评论家欧建平则进一步补充认为，当前中国的舞剧创作有着惊人的数量和巨额的投入，结果是有了大量盲目投入的“政绩工程”，创作者开始无休止地追求奢靡的、脱离实际需要的“包装”。 　　这些观点似乎引起了参与其他版块的音乐学者们深深的共鸣。与会者一个普遍的看法是：就社会物质条件而言，当下音乐创作的环境是空前富足的，外部条件获得了极大的提升――和30年前相比可谓判若云泥，然而音乐创作的现状却不尽如人意。 　　比如，作曲家、中国音乐学院教授高为杰认为，当下的创作环境发生了很大改变，艺术音乐的创作在获得经费支持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新人新作大量涌现，而带来的问题是――钱多了，急功近利的现象也多了。中央音乐学院的戴嘉枋教授以历史的角度来看当下。他认为，20世纪中国音乐的创作有两个辉煌的时代，一是民国的30年代，另一个是解放后的80年代。戴嘉枋提出的问题是：为何在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却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作品，而当下物质条件相对优越却存在诸多粗制滥造的现象？ 　　上海音乐学院作曲家朱世瑞教授认为，和“一无所有”的时候相比，现在的成就引人注目，个别里程碑式的人物（如朱践耳等）已达到相当的高度。但他也说，就整体创作而言，与世界“高峰高原”相比尚有一定距离。《人民音乐》编委于庆新先生发言说，三十多年来，宽容的艺术观念和宽松的创作氛围为各种“现代主义”流派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而现在应该对“西方现代技法”在作曲教学中受到的过度追捧进行反思。他对某些追新求异的作品名称也持强烈批评态度，他再次呼吁年轻学子要重视两个传统，即传统作曲技法和民族民间音乐传统的学习。 　　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