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著作权法》对作者和传媒关系的调整.docVIP

PAGE  PAGE 6 新《著作权法》对作者和传媒关系的调整 　　著作权法的基本内容，主要是在保障以自然人为主体的作者权益的基础上，对作者、传播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作出合理的平衡和调整。其中作者和传播者的关系尤为重要。传播者除了自然人身份的表演者外，主要就是各种传媒。作者的作品必须经过传媒才能够向社会传播，从而实现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相对作者来说，传媒总是居于强势地位，传媒不仅拥有较多的经济、社会、技术资源，而且掌握着传播的主动权。作者则是作品的创作者，是产生作品的源头，没有作者什么也不会有。所以只有合理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才能有利于整个文化艺术和科学事业的繁荣。 　　在这个问题上，1990年的《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老法”）是有不足的，这是因为时代的局限，带有计划经济的烙印。这个烙印主要就表现为向传媒倾斜过多，维护作者权益不够到位。新《著作权法》（以下简称“新法”）于9月15日起正式生效，对此作了调整。 　　 　　（一）对著作权的具体内容和处分方式有更明确的规定 　　 　　著作权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老法”对财产权只是笼统规定为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新法”则把“使用权”详细分列为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汇编权以及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涉及不同的使用权利，传播者对作者应该是分别受权、分别支付报酬。 　　以往笼统的“使用”一词，在操作中会造成权利的混淆。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出版社出版图书享有10年以内的专有出版权（对这个规定本身下文再谈），本来出版只是使用的一种方式，但是有不少出版社提供给作者签订的格式合同里，却成了专有使用权，不只是排除第三者对图书的出版，而且包括对图书的翻译、改编等其他使用方式，都要征得出版社的许可，本来强制规定专有出版权就是对出版社的不合理照顾，经过这样的混淆，出版社轻而易举又获得了更多的专有权。再如报刊发表是使用，汇编成书是另一种方式的使用，有很多人就误以为自己报刊刊登的文章拿来汇编成书是理所当然的，不必征求作者许可，甚至可以不付酬。还有现在很多新闻单位网站把发表的文章登上自己网站，分文不付，几乎成为惯例。按照“新法”，发表权和网络传播权是作者享有的不同权利，不能说给你发表就自然而然给你上网，除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范围外，对上网文章都应再次付酬。 　　作者对著作财产权的处分方式，“老法”只有许可使用，“新法”增加了转让。并且规定了许可使用和转让的不同操作方式。转让的引入使得许可使用更加明晰起来。在传媒界，很多人分不清许可使用和转让，以为别人文章在自己报纸刊物上发表，版权就归本报本刊了。我们至今还可以看到有些报刊发表“本刊文章版权归本刊所有”这样的声明。现在明确了，你要取得作品的版权（限于财产权），就应当同作者签订著作权转让合同，你支付的就不是一般的稿酬，而是转让价金。 　　 　　（二）取消了一些传媒特权 　　 　　“老法”规定图书出版者（出版社）对作品享有不超过10年的专有出版权。作者把作品交出版社出版，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在10年之内，他要把作品交给第三方使用都必须征得出版社许可并向出版社付酬。作者与出版者之间理应是平等的、自愿的合同关系，这个规定是强制性地对出版社的扶植和对作者权利的限制，把双方置于不平等地位，这在当代世界上已不多见。“新法”改为“依合同约定享有专有出版权”，作者授予出版者的出版权是专有还是非专有的，由双方协商确定，不再有强制规定。 　　过去有些报刊为图书出版社有强制性的专有出版权而它们没有而不平，要求它们对发表的作品也有权排除他人使用，动不动就单方在报刊上声明“本报（刊）文章非经许可不得转载”。现在出版社的强制专有出版权也取消了，那些报刊的做法就更是违法的了。 　　再如著名的“第四十三条问题”，“老法”规定电台电视台“非营利性播放已经出版的录音制品”，可以不必征得作者许可也不付报酬，也就是“拿来就用”。这对于音乐作品作者，是很严重的剥夺。在修改《著作权法》过程中，早就有人根据国际通行规则，要求修改此条，但是广电部门以“电视台电台是喉舌”为由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这将使它们增加几千万元的支出（也就是每年占有音乐作者几千万元的收益）。①“新法”毅然把这类使用列为“法定许可”，即可以不征得作者许可但必须支付报酬，维护了作者的经济利益。 　　关于传媒互相对发表的文章合理使用范围的扩大，虽然主要体现了出于社会公益对作者权利作出适当的限制，但在中国国情下，也有扩大作者权利、抑制传媒特权的意味。“老法”规定报、刊、台等媒体可以相互合理使用的文章限于“社论、评论员文章”，“新法”按照《伯尔尼公约》第十条之二的规定，扩大为“关于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章，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