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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引导舆论：新媒体时代迫切需解决的问题 新媒体时代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清华大学的熊澄宇教授认为：“新媒体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网民“非理性范式”转变为“协商范式”的前提是网民能够自觉遵守网络舆论规则，而实现网民的这种自觉性的根本途径是提高网民的媒介素养。 　　新媒体时代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清华大学的熊澄宇教授认为：“新媒体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在今天网络基础上又有延伸，无线移动的问题，还有出现其他新的媒体形态，跟计算机相关的。这都可以说是新媒体。” 　　“对抗式解码”是指受众“有可能完全理解话语赋予的字面和内涵意义的曲折变化”，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背景，“以一种全然相反的方式去解码信息”，他们对信息本身进行批判的思考，得出不同的结论。在传统媒体里，媒体话语权主要掌握在少数媒介资源的控制者手中，来自大众的声音很少或者是被“筛选”过的。受众在新媒体环境中拥有了足够的自由度，不但接受信息资源，还可以传播并参与创造信息内容。新媒体环境下降低了受众参与言论的门槛，大众可随意浏览海量信息，即时表达自己对时事热点、各种事件的观点。正如公共知识分子宋石男称新媒体使受众从“大教堂”走到了“大菜场”。新的传播环境下兼容各种观点和态度，网络平台成了各种言论的集散地。公众通过微博、新闻跟帖等介入公共事务、在监督公权部门的同时，网络平台成了部分网民发表批评性意见甚至发泄负面情绪的地方。一些网民借助网络平台发一些没有价值甚至低俗的言论，在没有经过思考就对某条新闻或话题进行热议和声讨，甚至发泄心中的不满。这对营造健康有序的网络环境和秩序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一、扭曲事实真相：草根阶层“仇富”“仇官”心理 　　2012年4月11日两名中国留学生在南加大校园附近的雷蒙德街遭遇枪击身亡。国内一些网友在当天迅速对该新闻回应，本应该对遇难同胞表示同情和惋惜，只因被贴上了“宝马”、“留学生”这些标签，受到了一些网友冷漠的嘲讽甚至挖苦。“命丧宝马内，无须证明了不是官贵家的就是富二代，死了死吧。”(腾讯牡丹江市网友无彧)另外，跟帖中支持该观点的3150条，而反对的为0条。“留美、宝马车、一男一女，平民百姓家的孩子没有这样的‘好事’啊!”(腾讯网友呆子)“人生，还是低调点好，中国有句古话，叫乐极生悲，现在的有钱、有权人太狂妄了，死了也没人同情，希望活着的人，要以此为戒，不要再狂了。”(腾讯网友寒江钓叟)[1]一个留学生在论坛上痛心地说：“我是爱国的，可我作为一个留学生回国后，国人还会当我是同胞吗?”贫富差距拉大使得一些人心理上失去了平衡，使得社会上的“仇富”“仇官”心态日益显现。再加上一切向钱看的强烈的物欲让许多人只注重眼前利益，人与人之间缺少最起码的相互关爱、彼此温暖，精神无所归依，甚至没有羞耻感，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麻木与丑恶现象大行其道。 　　互联网除了具有及时、互动、全球化等特点外，还具有匿名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网民在自由发表观点时的后顾之忧，一些草根阶层借助网络平台可以大胆地发表意见甚至发泄情绪。“草根”的说法产生于19世纪美国寻金热流行期间，后引入社会学领域，被赋予“基层民众”的内涵。现在草根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同政府或决策者相对的势力，一是指同主流、精英相对应的弱势阶层。这里的草根偏向第一层含义。这种特有现象反映了国内大量草根阶层对政治或经济领域内主流群体的“对抗立场”。一旦带上非理性情绪，话语权就有可能被其使用过当，变成了无价值的叫嚣甚至蛮横无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研究学派所关注的英国工人阶级青少年的亚文化，一种离经叛道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如剃光头、开飞车、嬉皮士风格等)在青少年中间被推崇，柯恩认为这种现象源于“传统工人阶级生活方式和新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2]。这和转型期的我国社会现状很相似，草根阶层普遍存在“仇官”、“仇富”心理。 　　二、公众的愤怒与无奈：传媒引导着公众认知 　　据报道，3月23日16时30分左右，一名男子突然闯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医生办公室，抡起手中的水果刀，疯狂砍向医务人员和实习医生，造成一名实习医生伤势严重不幸死亡，另三名医务人员重伤。死者为哈尔滨医科大学2009级硕士研究生，事发前刚刚收到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录取通知书。当晚，腾讯网刊登新闻后附带“读完这篇新闻后的心情”调查，6161人参与投票，其中选择“高兴”的竟高达4018人，占总数的六成以上。[3]面对这样的悲剧，网民真的“幸灾乐祸”吗?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和媒体的报道倾向及舆论引导有很大关系。 当媒体把一个不靠谱的“调查”当成解读医患矛盾的资料大肆报道时这就是一种误读，实际上这放大了医患矛盾。事件发生当日，《黑龙江晨报》最先发出消息，“哈医大一院发生恶性伤人事件1死3重伤”，该则报道比较客观地还原了新闻事实。但从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