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专业主义及其制度保障.docVIP

PAGE  PAGE 7 新闻专业主义及其制度保障 　　《青年参考》记者陈杰人事件曾在社会各界引起轩然大波，由于其文《武汉高校女大学生卖淫现象调查》直接援引采访对象提供的部分数据，夸大了丑恶现象的严重程度，引起武汉大学生及湖北省教育部门的反感。与此同时，在新闻传播界，另一场论辩在网络上如火如荼，以天涯社区的“关天茶舍”和西祠胡同的“记者的家”为代表，形成了完全对立的两大主张，一方从社会责任的角度质疑陈杰人虚假的调查数据，另一方从记者采访权和客观新闻的角度对其表示理解。 　　孰是孰非，在事态渐渐平息的今天已不是讨论的主题，就我们看来，这场讨论中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真实”概念，一个是新闻真实，一个是法律真实。新闻专业主义是记者职业的追求，而要想达到新闻专业主义的职业目标，如何统一两个真实，寻求最大限度实现新闻专业主义的目标，就是陈杰人事件――这个新闻学研究案例带给我们的启示。 　　 　　追求客观事实和报道平衡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新闻专业主义以追求事实真相和真理为目标，然而在媒介化了的现代世界，新闻从业者和研究者们同时发现，真实的概念难于把握（新闻专业主义伴随着对真实概念的认识，历经客观性新闻、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新闻和精确新闻主义的演进，到使用民意测验、内容分析等量化研究方法，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让新闻最大可能地接近“真实”），而新闻工作者也只有退而求其次，追求客观事实和报道平衡成为普遍的处理方法。 　　再来看陈杰人事件，作者完全可以采用一些稳妥而负责任的方法处理。一是写作时不提这个数据，即调查不足不发言，虽然真实的数字可能未达到8％，但却可以通过其他材料旁证事实的严重性；二是采用实证方法，通过法律允许的隐性采访和约请权威学者，适当展开社会调查的方法进行操作；三是平衡报道，可以将这个数据发表，但绝不能将其作为前提，而是对社会各界展开充分的采访，应该让发布这个数据的新闻源说话，她是怎么得到这个数据的，为何有这样的认识，对其他大学生展开调查，还可以采访当地教育部门，以及公安部门。让不同地观点和论辩在文章中展示，记者是超然物外的，完全中立地倾听各方的声音。这种平衡报道是最切实可行又负责的报道方式，同时也是记者进行自我保护的好方法。 　　记者的采访权来自于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同时言论自由又赋予公众知情权，不管从法律的角度还是记者职业的使命，满足公众知情权是记者的天职。西方新闻界给我们作出了榜样，尽管有来自社会各方面力量的掣肘，但普利策奖还是颁给了一些敢于“捅大娄子”的记者和新闻机构，水门事件、《纽约时报》关于越战机密新闻的报道成为传媒人监督政府和社会的引以为豪的里程碑。尽管中西方意识形态不同，但新闻从业者对于社会的责任和使命却是一致的。因此，遇到陈杰人采访的这种敏感新闻，畏头畏尾和临阵退缩不是可取之举，关键是如何采取理性和科学的报道方法。 　　 　　法律真实是新闻专业主义实现的保障 　　 　　陈杰人事件引起了当地教育部门的强烈反击，方方面面的质疑之声要求他拿出切实的证据证明自己的新闻并非虚构，于是他将被采访对象的情况和盘托出。许多记者认为，被采访对象的配合是记者的“衣食父母”，除非执法机关出于公众利益介入调查，背叛新闻源的行为是职业记者的大忌。 　　然而尽管陈杰人将所有采访对象一一列出，这里面还有一个“新闻真实”和“法律真实”的区别问题。“新闻真实”是记者在可能范围内所看到、所了解的真相，“法律真实”指由法律部门按一定程序对某一事件作出判断。新闻工作者并非执法机关，不负有对社会现象的侦查任务，记者只需将采访到的事实公布于众。然而，在我们这个日益法治化的社会，人们却常常在要求记者提供最切实的调查、最精确的数据，否则，很可能引来新闻官司。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有可能丢失许多有价值的新闻，尽可能地接近“法律真实”已成为记者自我保护的无奈之举。 　　由此，实现新闻专业主义的道路已非单纯的职业精神可以概括，记者在反映社会问题、进行舆论监督的时候必须“一慢二看三通过”，“与司法程序中要求的案件真实不一样，新闻真实只是一个相对的真实”，①民法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认为，记者根据目击者所说采写的报道，这种真实往往是凭记者的人格担保、职业道德要求而达到的真实。虽然照马克思的观点，“新闻总是在有机的揭示着事实的真相”，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认为真实的东西，必须要以法律能够认定的证据为基础。新闻工作者的切实可行之路是尽可能地使新闻真实与法律真实相吻合。 　　民法学上有一个“谨慎人”标准，如在某一方面负有职责的人，法律要求他应当达到一定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所谓的“谨慎人”标准。记者最大可能地使新闻真实与法律真实相吻合，只要在社会调查和新闻作品中足够印证他尽了“谨慎人”的义务，那么他就不会因为故意和过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