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天净土 花灯思南.docVIP

PAGE  PAGE 5 梵天净土 花灯思南 　　一 　　 　　梵天净土,桃源铜仁,神奇美丽的乌江,积淀了厚重的民族文化,勤劳勇敢的土家族人民千百年培育了多姿多彩的土家花灯。思南土家花灯,是土家民间歌舞艺术。演唱的内容多是思南土家族人民群众的生活,音乐轻快,悦耳动听,动作优美,生动形象。其表演者为一旦一丑,大多称为干哥与幺妹,来到接灯的主人家中,纵情轻歌曼舞,相互挑逗嬉戏,恭贺新春佳节。经过一代又一代的继承和发展,现在思南土家花灯不仅是一种比较完美的歌舞艺术,而且也上升到多人表演、且有故事情节、人物矛盾冲突的花灯戏。尤以婉转动人的优美唱腔、浓郁的乡土气息、灯戏兼容的独特民族风格,折射 出乌江流域的人文风采,从而成为戏剧百花苑中的一枝奇葩,为人们喜闻乐见。 　　 　　新春佳节,家家户户炕腊肉、办花甜粑、煮火酒、买糖果、贴楹联、放鞭炮、张灯结彩喜庆太平。全县200多个花灯队伍,一到夜幕降临,便打起灯笼、敲锣打鼓,走村串寨,登门贺年,进行演唱活动。花灯、龙灯、狮子灯交替登门,远远望去,满山遍野都是灯,锣鼓声、鞭炮声联成一片,响彻夜空,思南城乡沉浸在浓烈的节日气氛里。 　　 　　人类文明总是依傍着河流而生息,一条神奇乌江孕育出神秘斑斓的巴楚文化和夜郎文明的同时,也孕育了思南这样一块充满灵秀之气的土地,使之成为千里乌江、千里画廊上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 　　 　　思南土家族花灯当是土家族文化的结晶,是土家族戏曲百花园中培育出来的一朵奇葩。土家族民歌多为七字句式,思南土家花灯唱词也多为七字句式。思南土家花灯,起源于唐宋之间,风行于明代、清代,许家坝、文家店、大河坝、大坝场、塘头等地花灯盛行。 思南土家花灯不仅历史源远流长,而且表演形式也多种多样,最初是“二人转”,如《门斗转》《鹰展翅》《鲤鱼戏水》《膝上栽花》和《苏秦负剑》等,一旦一丑,连歌带舞,十分动人。明末清初发展到三人出场,或一男二女叫“双凤朝阳”或“二男一女”叫“双狮戏球”,也有的地方两男两女叫“双花灯”。旦角又叫幺妹,男扮女装,扎假发辫,包头巾,着花裙,右手执绸边花折扇,左手执彩巾。丑角又叫干哥,反穿皮袄,扎腰带,瓜皮帽子头上戴,右手执大蒲扇。干哥围绕幺妹转,相互旋转唱跳,干哥舞蹈动作丰富多彩,既储蓄幽默,又滑稽可笑,在表演时,往往是干哥先出场,借故以道白的方式请幺妹上台,幺妹应声上台开始舞蹈。“两旦两丑”的“双花灯”,近似于集体性舞蹈,在唱《开财门》时在院坝表演。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文艺方针指引下,出场人数不受限制,多达二三十人,而且女性扮演旦角,改变了原先男扮女装的传统作法。 　　 　　二 　　 　　到清朝末年,思南土家花灯已发展成为花灯戏、高台戏,这是花灯史上的一次大的飞跃。清道光年间,思南土家族人民在花灯的基础上,开始以唱书、民间故事、小说等内容塑造姿态多变、性格各异的艺术形象,随着时代的发展,群众审美观念的提高,演出场地也相应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室内演出变为在院坝搭矮台演出。演员也不仅是原来的一旦一丑,而是增加了演员,原来的花灯逐步演变成为具有故事情节、人物动作对话的戏剧,土家人称为矮台花灯戏。音乐声腔主要从民间花灯、山歌曲调中移植和借用。表演上,尽管构思简单,粗糙,但已初步构成戏剧艺术的雏形。 　　 　　清光绪18年。思南人罗方林从云南协台位子上告退还乡,在家乡罗家坝搭一个正规的舞台,便把花灯矮台戏搬上了高台演出,称之为高台戏,高台戏由此而得名。当时高台戏经过花灯艺人的打磨,将丝弦灯、锣鼓灯融为一体,加之派人到湖南学艺,交流戏艺,取长补短,在吸取外来艺术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高台戏。从此思南花灯影响越来越大,甚至越过县界,民间不管红白喜事,过年过节,神会庙会,还愿驱蝗等活动集会,都争相邀请戏班出戏。戏班子每到土家山寨,深受欢迎。这样,高台戏逐步形成。先是职业与半职业的大筒筒高台戏班子,后来又渐渐发展成小简简高台戏。所演出的剧目,有《巧英晒鞋》《郭老幺借妻》《芦花训子》《二度梅》《花房开弓》等,在清末民初,思南土家花灯戏已基本成熟定型。 　　 　　新中国成立后,思南土家族花灯得到长足发展,1956年,县人民政府组织花灯会演,1958年成立了花灯剧团。1958年,田应喜等人创作的大型歌舞《社会主义好》参加贵州省文艺调演,博得省领导和专家的高度赞扬,同年,土家族演员许朝珍、伍付英出席在京召开的全国文教群英代表大会,获国务院授予奖旗,许、伍两人同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合影并被刊载在《人民画报》封面。是年底,另一土家演员张观凤还出席了在京召开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并授国务院嘉奖。1974年,大型花灯剧《治水》获得好评。1979年,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和省电视台专题录制播放了《五送郎》《小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