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奇：我是自己唯一的决定人.docVIP

PAGE  PAGE 5 法拉奇：我是自己唯一的决定人 　　2006年9月14日，世界“政坛采访之母”、被新闻界尊称为世界首席女记者的奥莉亚娜?法拉奇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去世。法拉奇因独特的访谈风格和丰富的战地报道而闻名于世，曾两次获得意大利最高新闻奖――“圣?文森特”新闻奖。在第三世界国家，她被人们视为反暴政、反集权、反专制的象征，广为热爱自由、追求民主的人士所喜爱。圣?阿里科说：“法拉奇是我们这颗星球上最质朴但又最复杂的人之一，即使是在她与风云变幻的外部世界打交道时，她也不失那份神秘感。她对人世始终抱有某种对抗的态度，始终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而评论家斯蒂芬则认为：“法拉奇是20世纪最优秀的女性之一。” 　　 　　年少的勇气 　　 　　1929年，法拉奇出生于意大利文化名城佛罗伦萨的一个工匠家庭，她的母亲托斯卡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的遗孤，父亲爱德华多是一名自由主义者。他们对于权力是极为憎恨的，法拉奇继承了这种憎恨。在1976年出版的《风云人物采访记》中，法拉奇这样写道：“不管是流亡政府(领导人)还是民选总统，无论是杀人如麻的将军还是深受爱戴的领袖，在我眼中，权力都是一种不人道、值得憎恨的现象……” 　　从小，法拉奇就被父母灌输做人要勇敢、坚强。其父在二战期间是佛罗伦萨地下游击队领导人，法拉奇从10岁起就加入抵抗组织，为盟军抵抗组织运送爆炸物、传递情报。1943年9月23日，由于佛罗伦萨被德国法西斯占领，盟军对城市进行了轰炸。法拉奇一家躲在教堂里。教堂的墙壁在颤抖，14岁的法拉奇吓得哭了起来，父亲却重重地打了她一记耳光。爱德华多盯着女儿的眼睛说“女孩子不哭，不能哭。”父亲的这记耳光对于法拉奇便是力量与坚强的最初启蒙。此后，她再未哭过。 　　半个世纪之后，已经身患癌症的法拉奇应邀站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讲坛上。在演讲结束后的提问时间里，一名意大利语专业的学生站起来说：“我并不是来问问题的，我到这里来是为了代表我本人和我的同学向您表示感谢……我感谢您，我们感谢您，因为通过您的作品，您教给了我们两件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勇气与自由。” 　　 　　青春的追求 　　 　　中学时代的法拉奇终日沉醉在书籍之中，她废寝忘食地学习各国语言，掌握了除母语之外的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等。对外语的熟练运用使她后来所从事的职业如虎添翼，无需翻译，她就能跟外国受访者顺畅交流。 　　二战结束后的第一年，16岁的法拉奇为支付去医科学校的费用而成为记者。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之后，她发现自己生来就该当记者，置身于社会时局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经过5年的磨炼，她崭露头角的文学天赋引起意大利的全国性杂志《欧洲人》的注意，并被该杂志延揽，1953年她被派往美国好莱坞从事文艺报道。在这里，她采访了玛莉莲?梦露、格里高利?派克、希区柯克这样的大牌明星和导演，撰写了近百篇国际知名人士访谈录。这些文章使她在欧洲声名鹊起。 　　但是很快，法拉奇就对无休无止的报道电影名人失去了兴趣，而渴望与更广阔和隐秘的世界对话。20世纪60年代中期，她请缨去战火中的越南，从越南到中东到拉美再到南非，她奔波于世界各地的战火中。1968年10月初，在采访墨西哥专制政府镇压学生示威活动中，法拉奇身中3枪，被士兵揪着头发从台阶上一路拖下来，扔在停尸问。这种为了亲身经历历史事件而付出的血的代价，强化了一个不计后果地献身真理的高尚记者的形象。至此，法拉奇进入了使她获得“终身表演奖”的领域――对国家元首和政界要人的采访。 　　 　　风云的中年 　　 　　法拉奇一生中曾与数十位世界风云人物交锋。无论是与基辛格对话，还是接受阿拉法特的反采访，她从未怯场，也从未被对手击退过。她独创的“法拉齐派”访谈风格风靡北美，其特点是对抗性、充满感情和不惜篇幅，以一个个尖锐的问题使被采访者现出他们的真实面目。《洛杉矶时报》把她称作“没有一个世界大人物会对她说不的记者”。 　　1972年，法拉奇采访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她巧妙的追问和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基辛格公开承认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是一场无用的战争。这次采访，后来被基辛格称为“我与媒体人士最灾难性的一次谈话”。 　　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让法拉奇等了两个小时。为报这怠慢之仇，她朝他的新闻秘书头上猛投去一本书，并指着警卫营当面问卡扎菲：“如果群众那么热爱你，你为什么还需要这么多保镖呢?” 　　1980年，法拉奇将目光转向了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她对邓小平抛出的第一个问题便非常突兀：“天安门上的毛主席???，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在结束了30多年的记者生涯之后，法拉奇在曼哈顿的一套高层公寓里当起了自由撰稿人。直到现在，很多做深度访谈的记者在采访之前，都会把法拉奇结集出版的《风云人物采访记》当成幸运符拿出来翻翻。 　　在沉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