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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7 浅议考古出土的商代铜瓿 　　商文化边缘地区发现了多个具有地方特色的青铜器群，如晋陕高原铜器群、汉中地区城洋铜器群、三星堆铜器群与宁乡铜器群等。郑州、安阳作为商文化的核心区，与边缘地区青铜文化的关系始终是构建殷商时期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的关键问题之一。边缘地区出土的中原式青铜礼器则是此项研究中的核心内容之一。 　　铜瓿是流行于商代二里岗上层到殷墟早期的一种酒器或盛水器。2000年宁乡县黄材镇划船塘村沩水河床中出土一件大型铜瓿，出土地点临近炭河里遗址。有学者推测该铜瓿原本是埋藏在遗址中，由河水冲刷至此，是宁乡铜器群的典型器物。出土性质与其他大多数宁乡铜器群器物类似，没有具体的文化层位关系与伴出器物。铜瓿收藏单位在正式报道中将其年代定为与炭河里遗址相当的商末周初[1]。马今洪认为这是一种???合型青铜器，年代可到殷墟早期[2]。向桃初[3]、熊建华[4]依据器形与纹饰特点将其年代定为殷墟二期。鉴于学界对于宁乡大型铜瓿年代的判定差别较大，有必要做进一步探讨。 　　宁乡大型铜瓿高61～62.5厘米，口径57～58厘米，腹径86～89厘米，圈足高15.5厘米，圈足径55.6厘米，胎厚0.3～1厘米，重61.9千克。铜瓿口微敛，沿斜折，短颈，圆肩近折，腹向下斜收，平底，圈足。颈部饰三周平行凸弦纹，肩部饰四组双体夔龙纹，腹部和圈足均饰四组兽面纹。三条纹饰均为单层阴线浅刻花纹，每组兽面纹中央均有矮而薄的扉楞（见图1）。李济[5]、马承源[6]、朱凤瀚[7]、马今洪[8]、张昌平[9]、孙妙华[10]均对商代铜瓿进行过专门研究，但是学者们对于铜瓿的型式划分有着不同的标准，年代判定自然有所差异。 　　笔者将商代铜瓿划分为折肩铜瓿与圆肩铜瓿两大类，宁乡大型铜瓿属于圆肩铜瓿，因此本文主要讨论圆肩铜瓿。依据目前的考古发现，郑州商城二里岗期未发现一件圆肩铜瓿，仅在郑州人民公园遗址发现一件属于人民公园一期的圆肩铜瓿[11]。盘龙城遗址四至七期相当于二里岗期，也未见一件圆肩铜瓿[12]。商代二里岗期两个最重要的铜器群均未发现圆肩铜瓿，说明此类器物应晚于二里岗期。那么，殷墟遗址应该是寻找圆肩铜瓿的主要线索。 　　安阳殷墟作为商晚期都城，是青铜器的创作与生产中心，对地方青铜文化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殷墟出土的圆肩铜瓿可作为商时期圆肩瓿的分期标尺。铜瓿在安阳殷墟遗址出土数量较少，主要集中于殷墟前期，并多见于较高等级墓葬中。 　　花园庄东地M60出土铜瓿一件[13]，报告中该墓的地层关系为：①→②→H18→M60。其中②层和H18属于殷墟二期偏早阶段，因此花园庄东地M60的年代不晚于殷墟二期早段，表明圆肩铜瓿出现的年代也不应晚于殷墟二期早段。 　　除了花园庄东地M60，我们另选取小屯YM232[14]、YM388[15]与武官M1[16]三座殷墟出土铜瓿墓葬的青铜器物组合进行对比（见图2）。这三座墓葬分别为邹衡先生殷墟铜器墓分期中第一、第二、第三组的典型墓葬[17]。小屯YM388与YM232出土铜鼎均为“四点配列式”铜鼎，延续了二里岗期铜鼎的风格。YM232鼎年代最早，鼎足仍为空锥状；YM388鼎足内开始保留范土以充实空足，只在接近腹部的足顶留下凹窝，这是较早为封闭腹足所做的努力[18]。花园庄东地M60与武官M1出土铜鼎已发展为“五点配列式”柱状盲芯足铜鼎，年代晚于前两者。其中花园庄东地M60鼎足为截锥形，年代早于武官M1柱状鼎足。由此可见，四座墓葬铜鼎的时代演化序列清晰。与铜鼎类似，?小Ⅴ?、爵等大宗铜器的形态演化也很明显，在此不作赘述。与其他铜器不同的是，四座墓葬中出土的四件铜瓿形态相近，并无明显差别。尤其是小屯YM232：R2057瓿与花园庄东地M60：4瓿形制、纹饰近乎一致，并不能判定年代早晚。另外，以往学者提出的圆肩铜瓿演变模式是由折肩斜腹逐渐转化为溜肩鼓腹[19]。然而，小屯YM388：R2062?~瓿圆肩近折，最大直径位于肩部，理应年代更早的YM232：R2057铜瓿却是溜肩鼓腹。以上说明此类器物演化速度较慢，且不能简单依据肩部、腹部特征确定年代早晚关系，以往较细的铜瓿分期有待商榷。 　　殷墟出土圆肩铜瓿形态的明确变化出现在殷墟二期晚段的妇好墓中，该墓出土有三件带盖圆肩铜瓿[20]。其中两件基本相同，均有“妇好”铭文，另外一件形体较大。但是三件铜瓿形制基本一致，均为带盖铜瓿，肩部饰三个浮雕兽首，通体自上而下设六条扉楞，器盖与器身肩、腹、圈足上的纹饰均为多层花纹的浮雕样式。已经脱离了二里岗到殷墟一期的单层阴线浅刻纹饰，年代明显晚于殷墟一期铜瓿。宁乡铜器群中出土于寨子山的带盖铜瓿与之相似[21]。 　　通过与殷墟出土铜瓿进行对比，宁乡大型铜瓿的圆肩近折的形态接近于小屯YM388：R2062铜瓿，腹部兽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