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docVIP

碳排放约束与经济增长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资源是人类维持生存与发展的必要物质要素，人们通过劳动将资源转化成生活资料，用以支持各项生命活动。限于生产力的水平，早期人类的生产对资源的使用和开发率很低，是一个原始的低水平碳排放的社会。“原始”的低碳经济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很小，但经济效益不足。到了近代，人类社会加速发展，对资源的使用规模大大提高，但伴随着蒸汽机、电力与信息革命的浪潮，逐渐形成了火电、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建筑等工业，这些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产业，产生了大量碳，使社会进入到“高碳”经济发展阶段。尤为严重的是，高碳增长模式所造成的对环境的破坏，当超过一定的限度时就会造成不可逆的结果，即一旦发生则无论用什么样的代价都无法恢复，这一逻辑已经被科学家逐渐证实，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经济学家都认为，如果继续保持“高碳”的经济增长模式，上个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所提出的经济增长极限的预言将不幸言中。因此，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业已成为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多个学科共同研究的课题。 一、文献综述 有关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描述存在着一个“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Grossman和Krueger（1991）在一篇工作论文中使用面板数据研究了多个国家的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证实了在一些国家或地区，在低收入阶段，污染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长，但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污染随着收入的增长而下降，即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的曲线，并从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三个方面对这种关系进行了解释。Panyoutou（1993）首次将这个关系定义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简称EKC）。EKC假说一经提出，就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大量实证的研究文献开始得出多样化的结论，人们发现不是所有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都服从倒U型这个命题，而是呈现N型、J型、S型或者单调递增或递减等不同形状。针对这些质疑，一些学者对EKC进行了完善，通过引入环境规制、市场机制、减污投资等因素对倒U型关系进行了更严格的条件限定。 除了对EKC形状的争议，还有学者对EKC自身的内生缺陷进行了批评。Arrow（1995）等人指出EKC将收入假设为一个外生变量是脱离实际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是互动的大系统，因此需要构建将收入内生化的模型来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此后，有一些研究试图通过将环境或污染引入生产函数，把环境质量引入效用函数，从而在内生增长模型框架下来讨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如，Bovenberg 、Scholz和Ziemes(1996)和Smulders (1995)等人通过在Romer (1986、1990)的经济增长模型基础上引入环境因素，并以此寻求经济增长中的最优污染。Ligthart和Van der Ploeg (1994)与Stokey (1998)通过扩展Barro(1990)的“AK”模型对环境污染外部性与经济持续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的深入的研究；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如Aghion和Howitt(1998)、Grimaud和Rouge (2003)等人利用新熊彼特模型来考察了环境资源对可持续发展的限制性影响。 以上内容转引自彭水军、包群的《环境增长、内生增长和经济可持续发展》，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年第9期。 与上述研究不同的是，Selden和Song（1995）的研究没有将环境视为一种生产要素，而是将污染作为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一个具有负外部性的副产品，政府可以通过一定的环境投资来控制污染，从而得到了环境支出和污染的平衡增长路径。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国内的学者也就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彭水军、包群（2006）通过将环境质量引入到最优增长模型的分析框架来分析可持续的最优增长路径问题；陆旸和郭路（2008）在Selden和Song的基础上，加入初始的边界条件分析，从新古典增长理论出发对污染和环境出的平衡增长路径进行描述；涂正革（2008）将污染作为一种生产中的副产品，从而必须将一部分资源用于污染治理的假设条件下考察了环境、资源与工业增长三者之间的协调关系等等。 综合本文作者所掌握的现有文献发现，尽管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自身存在着很多缺陷，但相关文献的研究从总体上还是没有脱离其基本的研究框架，而只是针对一些缺陷进行了部分完善。一些影响EKC说服力的根本性因素依然没有得到解释，如： EKC无法解释存量污染的影响。流量污染对仅对当前环境造成污染，如二氧化硫、悬浮物等。这些污染容易观察到，且相对易于改善。但还有相当多类型的污染必须积累一定时间是否才会产生明显的结果，如城市废物，二氧化碳等。这些污染不易观察到，且一旦造成形成负面影响，其结果是不可逆的，如二氧化碳排放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