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生命从80岁开始.doc

“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生命从80岁开始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邀请精通中、英、法、日四国语言的周有光参加会议。 从外行进入文字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56个民族有数十种方言，并且大多数人都是文盲。要建设这样一个国家，没有统一的、能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文字语言，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文字改革问题很早就被置于国家工作日程的重要位置，并从全国范围内网罗了许多专家学者来从事这项开创性工作。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邀请精通中、英、法、日四国语言的周有光参加会议。会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胡愈之跟周有光说：“你不要回去了，你留在文改会工作吧。”周有光笑了笑，说：“我不行，我业余搞文字研究，是外行。”胡愈之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不久，周有光接到通知从上海调往北京。 事实上，拼音方案在重新设计之前已经有过两代人的努力。“中华民国成立第二年，当时的政府就开始制订注音字母方案，这是中国语文往前走的很重要的一步，黎锦熙先生是第一代。而以赵元任为领军的第二代，不再使用中国汉字方式的符号，而用国际通用的字母。”赵元任和周有光是老乡，比周有光年长。周有光到美国工作时，赵元任正好在那儿读书，“两家交往多了，就开始讨论语文问题，我就请教他。”周有光说，到了20世纪50年代要重新设计拼音方案，赵元任的思想“对我影响很大，我们设计的拼音方案就参考了国语罗马字制订汉语拼音方案”。 当时拼音方案委员会一共有15个人，由几个大学的语言学家组成，不过主要是开会参加讨论。“文改会制定具体工作由3个人来做：叶籁士、陆志伟和我。叶籁士兼秘书长，比较忙；陆志伟要教书，还兼语言所的研究工作。我呢，离开了上海，没有旁的事情，就一心搞这个事情。我们3人就起草了第一个草案：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当时，周有光提出了三点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事实上，我们3个人都共同提出要用26个拉丁字母，没有新字母。看法基本一致，没有什么不同的对立思想，只有一些技术性的不同。” 罗马字母最终成为汉语拼音 “我们在（上世纪）50年代，订《汉语拼音方案》的时候，收到3000多份方案。不少人积极参与创造方案，大家热情很高的。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在50年代，我们非常慎重，从原理到技术来广泛征求意见、深入研究。有人开玩笑说：你们太笨了，26个字母干3年。我今天回想：这3年时间花得还是很值得。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有人在提意见，而他们提的意见我们都研究过，几乎没有新的意见。这对我们今天也是一种安慰——假如当初没研究好，有漏洞，就遗憾了，毕竟要弥补就很麻烦。”周有光说，汉语拼音采用的是罗马字母(拉丁文的字母)，但它在上世纪50年代曾遭受过很多人的反对。周有光描述道：“当时有人认为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几个字母还不会搞，干吗要用帝国主义的字母。” 早在1952年，毛泽东主席到苏联问斯大林，中国的文字改革应当怎么办？斯大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泽东回到北京，指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研究制订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此后，研制了多个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但意见不能达成一致。当时文改会主任吴玉章向毛泽东汇报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难以研究后，毛泽东同意研究罗马字母，再提到党中央，得到批准，这才把精力放到罗马字母形式的拼音方案研究上来。 确定用罗马字母了，但怎么用？周有光举例“j、q、x”的制定来说明仅这3个字母就费了很大周折。当时周有光花了很大气力研究世界各国的字母用法后，将其分为3类，基本用法、引申用法和特殊用法。“j、q、x”就属于特殊用法，比如“x”，它一方面有学术根据“mexico”(墨西哥)中的“x”，发音和中文的“x”差不多，另一方面清朝就有人提出这样的用法，“只是当时没人理他”。 “一开始不敢用这种特殊用法，反对的人很多。比如有人姓‘齐’，首字母是‘Q’，他就反对说，那他就变成阿‘Q’了。我就说那英文中女王也是‘Q’开头。”周有光说这是笑话，但当时的确有阻力。后来“j、q、x”才确定在《汉语拼音方案》中。 1956年，国务院正式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和《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同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汉语拼音方案通过以后，还是有争议，包括我的‘担挑’沈从文”。沈从文和周有光是一家人，周有光娶了张家的二女儿张允和，沈从文娶了三妹张兆和。“我们的关系很亲近，虽然沈从文搞文学，要发展形象思维，我搞学术，要发展逻辑思维——在这上面我们是两条路。他一开始非常反对拼音，不赞成我搞拼音，说中文怎么能用拼音来写呢，中文应该一个个字写出来的。用外国字来帮助拼音，那是中国人写外国字。不过很快我用具体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