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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力丹：庭审报道不要被律师的庭外言行左右 今年7月以来，关于“李某某涉嫌轮奸”案的各方面信息充斥报纸版面，而这一案件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不公开审理。而目前报纸发表的材料来源，多是一方的律师和未成年的涉嫌犯监护人，甚至还有各种网络传闻。这种情形说明，我们的传媒在以非法治的思想指导自己的新闻职业行为。 一、传媒全程报道一方律师违规的庭外言行 7月28日下午，李某某的监护人、其母梦鸽和律师兰和在微博、微信上发布梦鸽本人签名的申请书，要求法院公开审理李某某涉嫌强奸案。此前的7月27日凌晨1时19分，兰和在微博上称，“近日有重要信息发布。”7月28日下午，兰和又在微博称“今天下午有重要信息发布。”7月28日下午4点07分，兰和发表博文《梦鸽女士要求公开审理李××案》。7月29日起，全国的多数大众化报纸均整版强势报道此事，刊登清晰的申请书图片，网络媒体更是大量转载此事，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显然，整个过程是按照被告一方律师的计划进行的，传媒给予了及时周到的舆论“配合”。 即使不懂法律的人都可以看到其中的悖论：梦鸽的行为本身明显违反法理。该案件涉嫌未成年人的性犯罪，按照法律规定，不允许公开审理，即使作为李某某监护人的梦鸽也无权让渡这部分权力。为什么嫌犯的监护人、他的母亲冒着儿子被侵权的危险要求公开审理？很少有传媒对此提出质疑。其实李家预见申请会被驳回，因为完全没有从法律角度为公开审理提供理由。法院当场驳回之后兰和说，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想告诉公众：李某某的家人从来也没有操控司法，也不希望司法被情绪和舆论所控制。显然这是一种表演，以悖论式的修辞对其诉求做自我否定，实质是对舆论的操控和对法庭的施压。 但是，多数传媒对兰和律师的行为缺乏必要的判断，相关新闻报道铺天盖地。百度搜索7月29日有114条新闻报道了李某某监护人的“即将之举”，基本上没有从批评性的报道视角。 紧接着，8月8日的北京某晚报，将兰和在微博上发布的控告函，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内容为梦鸽控告涉案酒吧值班经理介绍卖淫。控告函以事件发生的时间为线索，详尽描??当夜的事情细节。该报和多家网站的消息，对此未作任何删减，全文刊登。李家人是这一信息的唯一来源，没有任何酒吧方面及原告杨女士的回应，倾向性十分明显。通过网络媒体的转载，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当天百度搜索“梦鸽”、“介绍卖淫”等关键词，得到998篇新闻报道，报道均直接点出酒店全称及酒店经理姓名。 案件审理过程中，一方当事人的律师向社会而不是向法庭公布己方掌握的材料，全部来自李家单方面的说辞，未得到任何第三方证据佐证，明显不合法律程序，属于扰乱视听的行为。然而，多数传媒没有持慎重、质疑的态度，而是照发不误。 二、传媒记者与一方律师共享信息 李某某的案子正在审理的准备过程中，本来这时不该有很多可供报道的内容。然而，7月底至8月，我国传媒上关于此案的报道却意外地大增。多数报料均来自原告被告律师的博客或微博，特别是被告律师的网上信息，传媒很少采用超然于事件之外的第三方信息源，更难见到司法机关的正式回应。显然，在这个事件的报道中，记者几乎完全依赖律师这一新闻源。 在这样的报道逻辑中，哪一方在微博中的言论多，哪一方就占优势，哪一方违规披露有利于自己的信息，哪一方似乎更容易获得舆论的支持。记者认同某一新闻源而不加质疑，新闻报道就成为这一方话语的延伸。法国学者福柯所说的“你以为自己在说话，其实是话在说你”，恰好可以用到这里。传媒以为自己在报道新闻，其实是新闻在利用传媒。这一事件中，话语权掌握在新闻源那里，传媒被其律师的博客、微博、微信牵着鼻子走，变成了一方律师的复读机，失去了客观呈现事实的职能。 即使不谈职业规范，这样的新闻报道也是危险的。一旦相关的记者被绑在新闻源上，认同自己报道的对象而失去自己的视角，有可能出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于他人），最终受到损害的是公众的知情权和媒体作为环境的监测者和社会的守望者形象。 回顾以往一些庭审时的报道，同类情形一再上演。每当一件有影响的案件发生，传媒的报道常常无形中陷入热昏状态，各种传闻而不是实在的“事实”不仅在网上，而且在大众化报纸不胫而走，公众的情绪被不断爆出的猛料左右，形成一面倒的社会情绪。例如药家鑫案庭审之时，被害人的代理人张某网上爆出大量关于药家“显赫身世”虚假材料。于是公众对一桩刑事案的判断，迅速与仇富、憎恨腐败和社会与不公的舆论“母题”结合了起来。在这个问题上，发表了不实猛料的网站、报纸，后来没有任何反思和对受众表达歉意。 本例中，传媒的惯性动作依然。媒体要做的，似乎就是时刻趴在网上等待律师博客或微博的消息，然后以某某博客、微博的言论作为新闻线索，迅即加以报道。上面传媒对李家的报道，已经自觉不自觉地与李家结合成一体，失去自己客观职业立场。而且，众多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