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论引进-从“拿来”到“创构”.docVIP

　　文论引进:从“拿来”到“创构” 南社成员黄人在其作于1909年的《清文汇·序》中写道:“中兴垂五十年，中外一家，梯航四达，欧和文化，灌输脑界，异质化合，乃孳新种，学术思想，大生变革。”这段话，客观地描述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即晚清以来 中国 学术思想的变革和创新与西方文化的输入大有关系。中国 现代 文学 理论 的 发展 也不例外。回眸百多年来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进程，理论反思的思想语符总是 自然 而然地会链接到西方文学理论尤其是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上来。换言之，西方文学理论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中一直面对着的一个绕不过去的“他者”存在。对此，在现象形态的事实认定上人们一般不会有什么异议。但是，从价值评判的角度来说，如何认识西方文论的引进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的关系却成为一个歧见纷纭、并不容易回答的 问题 。不过，难于回答却又不能不给予回答，因为这一问题既涉及到对百年来中国文学理论现代进程的 科学 认识和 总结 ，更关系到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未来走向和创生策略。 应该说，西方文论的引进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的关系问题并非一个纯粹学理性的问题，而首先是一个 历史 事实的问题。因此，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我们应该有一种历史主义的审视态度，回到历史，给予实事求是的看待。而从历史主义的角度来看，一个不容回避的客观事实是:在已经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我们对于西方文学理论基本上奉行的是鲁迅先生所主张的“拿来主义”，拿来多多，取用多多，而立足于本土理论自主创新的转化、融会却相对薄弱得多、贫乏得多。任何思想的发生都有其历史的规约性，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包括文学发展中“拿来主义”的盛行也是有其 时代 根由的。由于中国 社会 的现代化进程是在西力东侵的背景下起步的，中国文化包括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发生也大大落后于西方，因此自19世纪末叶起，许多秉持救国、维新思想的中国学人实际上便根据现代化进程的先发与落后为中西文化做了旧与新、落后与先进的时序排列和价值评估，把中国的传统文化视为落伍守旧、不切现代之用的东西，而将西方现代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悬想???标和理想，以为只要通过对于西方现成文化的引进即可满足中国现代化进程之需，即可以新国、新民、新中国之文化与中国之文艺。这样一种看待西方文化包括西方文学理论的观念深深地积淀在百年来一代又一代学人的意识之中。从早期对西方现代文化和文论的倾心服膺，到后来对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教条主义的机械膜拜，再到近二三十年来对欧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论的盲目追随，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始终引领着理论话语的时代潮流，占据着学术论坛的主导位置，真可以称得上风光无限了。 但是，“拿来主义”的盛行有其历史功绩也生成了难以掩饰的流弊。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风东渐的文化风潮日盛，王国维、梁启超、鲁迅等人率先借助于西方近现代文艺美学的理论资源发起了对中国传统文论观念的冲击，开启了中国文学理论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化时代历程。五四运动以后，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又以更为磅礴的气势传入中国并很快成为中国现代文论行程的主导力量。可以说，没有西方现代文论和同样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引进与传播，就不会有为 艺术 而艺术、为人生而艺术及为 政治 而艺术这样一些现代文学观念在中国的发生，而这样一些文学观念以及围绕这些观念构筑起的理论符码系统与中国社会由古典向现代转型时期的艺术审美文化的发展需求大体上是相适应的，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和发展也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推进作用的。对此，我们应该予以充分肯定。同时，也还应该看到，一味地追逐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也造成了中国文学理论界的一个幻觉:以为滋生于西方社会文化与文艺现实基础之上的文艺理论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因此可以不必考虑中国文化与艺术的特殊语境，只要拿来就可以点石成金，产生效用。沉湎于这一幻觉中的理论家们往往醉心于对西方理论追新逐“后”的欢愉，醉心于能用西方的话语与西方人接轨与对话，而忘记了理论引进的目的在于解决我们自己实践中和理论上的问题，在于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现代理论，因而也就常常忘 记了理论引进中必要的创造性转化与会通。直白点说，一味地奉行“拿来主义”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观点和理论武器，也造成了中国文学理论界思想的懒惰和自我创造能力的弱化，这就像过度的货物输入会压跨了一个国家的民族 工业 一样。由于自我创造能力的弱化，我们便不能真正拿出可以与国际学界交流互动的真货色，而只能摭拾他人话语。与此相关的一种理论景观便是:当一种理论在西方遭到被新起理论否定的命运时，在中国也只能演出同样的悲喜剧。致使是我们所最为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一度走进死胡同，直到今天仍在艰难地探索其新生的出路。这其中确有我们应该加以反思的东西。 鉴于上述 分析 ，在新的世纪当我们再来思考西方文论的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