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哲学经典解释问题[以庄子为例].docVIP

PAGE  PAGE 14 浅论哲学经典的解释问题 ——以《庄子》的解释为例 韩林合 北京大学哲学系 在《〈逻辑哲学论〉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637页）中，笔者曾经写道： ……既然达于对TLP【即《逻辑哲学论》】的完全正确的理解不可能，那么解释者也就只能满足于各自从自己的解释框架或“先入之见”出发所给出的“一隅之见”。在笔者看来，在进行这样的解释或“理解”时，最低限度说来，我们需要遵循如下几条原则：完全性；系统性；一致性。首先，我们要将尽可能多的、甚或全部相关内容纳入到我们的解释系统中。此即所谓完全性原则。其次，要尽可能使这些内容出现于一个层次分明的展现或论证过程之中，而不是把它们单纯地堆放在一起。此即所谓系统性原则。最后，要尽可能地避免自相矛盾。毫无疑问，在维特根斯坦的论述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自相矛盾之处，但是作为解释者我们不仅需要明确地指出它们，更需要合理地排除它们。此即所谓一致性原则。除如上原则之外，笔者在解说中还遵循着所谓独立性原则：在所有问题上都尽可能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不是单纯地依赖成说──除非其完全可信。 现在，我愿将上面段落中谈到的几个原则——我现在更愿意将其中的“独立性原则”改称为“创新性原则”——当成哲学经典的一般性的解释原则。在本文中，我以《庄子》的解释为例来对它们做出进一步的说明和发挥。 如果不加以哲学化的解释，《庄子》不过是一部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寓言、散文、诗歌、神话、小说等等）的总集，因而就其现有形式来说似乎不能正当地称为“哲学经典”。不过，由于其表达了对于人生、社会、宇宙的许多深刻洞见，而且这些洞见可以被安排进至少一个完整而严密的思想体系之内，因此这样称谓它也未尝不可。实际上，几乎所有中国古代经典严格说来都不能称为“哲学经典”，因为它们本身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著作的形式，根本没有表达任何系统而严密的哲学理论。它们只是提供了我们可以借以建构真正的哲学体系的材料。 一、完全性原则 首先来谈一下完全性原则。对于一部哲学经典，如果我们只是感兴趣于其部分文本，那么解释起来似乎要容易一些。但是，事实也并非尽然。因为部分文本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整体文本的意义决定的。这样，如果对于整体文本的意义没有很好的把握，那么部分文本的意义也很难得到真正的把握。因此，面对着一部哲学经典，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对其整体文本的意旨先行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不过，完全性原则对于某些哲学经典似乎不太适用。比如，《庄子》似乎就提供了这样的特例。我们知道，《庄子》是由内外杂篇构成的。很早就有人（比如苏轼、焦竑、王夫之、屈复等）怀疑外杂篇中的一些篇章，甚至于整个外杂篇，不是历史上的庄子这个人写的。一些解释者更根据如下语言和历史现象断定内篇必定早于外杂篇，而且只有内篇才是历史上的庄子写的：（1）一般来说，汉语中复合词的使用在时间顺序上总是后于单纯词的使用；（2）“道德”、“精神”、“性命”等复合词只出现在外杂篇，没有出现在内篇，而相应的单纯词“道”、“德”、“精”、“神”、“命”等则大量出现在内篇；（3）战国中期《孟子》以前的各书中都没有使用这三个复合词，而战国后期《荀子》以后各书中却频繁地使用了这三个复合词，并且庄子恰巧是战国中期的人。 在其发表于《文史》（第十八辑，中华书局，1983年）上的“《庄子》内篇早于外杂篇之新证”一文及其博士论文《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中，刘笑敢以最为明确的形式给出了这个论证。在发表于《文史》（第十五辑，中华书局，1982年）上的“考订古书撰作年代通则补说”一文中，唐钺部分地给出了这个论证。实际上，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钱穆便已经做出了这样的论证。而且，钱穆给出的论证更为复杂，将老子年代的考证也作为参照物引入论证之中。请参见如下段落： 在庄周同时，孟子始常言性善，而《庄子》内篇七篇固绝不一言及性。至外杂篇始常言性命，此即外杂篇较庄子晚出一显证。而外杂篇之言道德，则其义犹即言性命也。（参见《庄老通辨》，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61页。此书香港初版于1957年。） 至《庄子》外杂篇屡屡言精神字，则大率本诸《老子》，与《庄子》内篇不同，即此可证《庄子》外杂篇之更属晚出。（同上，第166页） 《天道》云： 圣人之静也，……万物无足以挠其心，故静也。……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 此条始见以精神连文。然精神二字，若论其最先使用，则固各有所指，不当混并为一以说也。先秦各家思想，其间自有浅深高下，《庄子》外杂诸篇，断不能与老庄两家平等同视，而《天道》篇尤后出，清儒姚鼐谓此篇中有汉人语，是也。（同上，第196页） 《天道》篇又云： 此五末者，须精神之运，心术之动，然后从之者也。 此亦精神连文，亦明以精神指心术。大抵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