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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懂外语的翻译家林纾 不懂外语的翻译家林纾 　清末民初的作家林纾，原名林琴南，他始终坚持文言文，反对白话文，是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当年他在《自由谈》上发表了哪些作品？一时无法考察。不过以他老人家那种摇头晃脑、一唱三叹的调调儿，写几篇风花雪月的文章，是完全可能的。但他是不是属于鸳鸯蝴蝶派，似乎还难作定论。单是轻藐新文学作家，还不能自然地归属鸳蝴派。鲁迅于1933年写的《夜来香》一文中说：林琴南式的史汉文章已经少见了，鸳鸯蝴蝶派却比他走运，从新飞黄腾达了。(《鲁迅佚文全集》817页)显然是把林琴南与鸳蝴派分开的。 　　1919年，新文化运动已蓬勃兴起，桐城余孽受到严重打击，白话文的普及已成不可逆转之势。他老人家气不过，使用笔名林纾写了《荆生》和《妖梦》这两篇滑稽小说，以宣泄愤怒。《荆生》的内容是说有由必美(影射陈独秀)、金心异(影射钱玄同)、狄莫(影射胡适)三人，相聚于陶然亭，大骂孔夫子，讨论白话文，结果被一伟丈夫荆生揍了一顿。《妖梦》则是写田恒(影射陈独秀)、秦二世(影射胡适)二人，提倡白话，反对古文，得到白话大学堂校长(影射蔡元培)的支持，结果被一个妖魔张口把三人吃掉。这两篇小说，反映出当时文化保守派气急败坏的心态。不过，除了用笔名发表小说外，林纾还有《致蔡元培先生的公开信》，对于北京大学覆孔孟，铲伦常，废古文，用土语作文等横加诋毁。 　　对于林纾的顽固守旧的态度，理所当然地受到新文化倡导者们的批评。不过对林文的批评，一般比较温和，蔡元培的《复林琴南先生公开信》，规劝多于批驳，解释多于斥责。鲁迅称林氏为享有大名的林琴南翁，他对《荆生》、《妖梦》多次加以讥刺，但笔下总是留有几分宽容，甚至还有几分尊重。而身受直接攻击的胡适，表现更为豁达。在1922年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对林琴南有很高的评价。他称林氏是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是替古文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他甚至说：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来没有这样大的成就。当时，有些新派文人对林氏的译书开展了批评，对此，胡适说道：现在有许多人对被译的原书，既不能完全了解，他们运用白话的能力，又远不如林纾运用古文的能力。他们要批评林译的书，即就未免太冤枉他了。这篇文章发表前，曾特意征求过鲁迅的意见，鲁迅认为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鲁迅佚文全集》743页)鲁迅的赞同当然也包括对林纾的评价。 　　林纾在新文化运动中，是保守派；但在晚清末年，他在政治上是个革新派，在介绍西洋文学方面，更是个开拓者。 　　林纾于咸丰二年(1852)生于福建闽县横乡，家里世代务农。由于生活非常贫困，父亲随乡人去台湾谋生，林纾随母亲寄养于外祖父家。外祖父也是个贫民，一家九口，全靠母亲和姐姐为人缝纫刺绣来养活。当时同里有个老先生叫薛锡极，发现林纾天资聪颖，便教他识字读书，很快成了一个勤奋好学的小儿郎。此后十多年间，他读书勤奋，能文能诗，能书能画，一时名噪乡里。终于在光绪八年中了举人。 　　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率领在京的举子，上书朝廷，倡导维新。恰在此时，林纾与同乡举人陈衍、高凤歧、卓孝复等，也到北京公车上书，抗议向日本割让台湾、澎湖、辽东，并请变法。三年之后，他又到北京与高凤歧第二次上书，反对德国占据胶州湾，并就筹饷、练兵、外交、内政四个方面提出建议。日本占领台湾，对林纾的刺激很大。他13岁时就曾到台湾去探视做工的父亲，26岁时又到台湾为病逝的弟弟料理后事，因而对台湾有深厚的感情。在此后的文章中，每提到割让台湾事，就充满悲愤之声。 　　戊戌政变失败了，维新救国的梦破灭了，林纾无可奈何地回到了书斋里，走到了讲坛上。而与此同时，也开始了他的翻译工作。但是，他根本不懂外语，连ABC也不认识，如何从事翻译呢? 　　事情起于一个叫王寿昌的人。此人是船政学堂的学生，从法国留学归来。有次谈起法兰西文学的盛况，林纾听后大为惊讶。他要王给他讲篇法兰西小说，王便把随身携带的La Dame Camelias讲给他听。林纾一面听，一面记，最后整理成文，取名为《茶花女遗事》。这篇小说发表以后，引起了轰动。接着他不惜重金，通过各种渠道，购置欧美文学原著。然后请人给他口译，再由他进行笔述。其用力之勤，搜罗之广，译作数量之多，都是惊人的。据《鲁迅全集》第一卷的林纾翻译小说的最大毛病，是经常删繁就简，任意割裂。有些译本印出来时还不及原著的三分之一。(当时梁启超、严复的翻译都有这样的毛病。)这当然是林氏的缺点，但也有多方面的原因。香港有位老先生叫高伯雨，熟悉清末民初的历史掌故，他曾写过一篇介绍林纾翻译小说的文章，文中引用与林氏合作翻译的某君给友人的信，大意是说与林氏合作是件苦差事，因为老头子对西洋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生活习惯、风俗人情以至日用器皿等一无所知，经常喋喋不休，刨根究底，使合作者不胜其烦，只好为其略而言之。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