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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媒体无需承担与首发媒体同样的核实责任 　　《新闻记者》2008年第8期刊登了唐远清《从汶川地震后“母爱短信”的报道看媒体的转载核实责任》一文，提出转载媒体要承担与首发媒体同样的核实责任，如果转载了虚假新闻应当承担与原发媒体同样的责任。之后，该作者在《新闻记者》2009年第2期发表的《对新闻打假者的困惑的辨析与反思》一文（以下简称“唐文”）中，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并将自己坚持这一观点的理由“归结到一点”：媒体的天职就是“报道事实真相”。 　　媒体的天职就是“报道事实真相”，本是新闻从业常识，也是媒体应坚守的道德底线。问题是，从这一新闻真实性原则出发，转载（摘）媒体应承担与首发媒体同样的核实责任，在新闻实践中是否可行？ 　　 　　相关法规与一个判例 　　 　　“转载媒体也应承担核实责任”的观点，源于司法解释和行政法规对媒体原创与转载（摘）作品的真实性审查义务的规定。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侵权名誉权案件有关报刊应否列为被告和如何适用管辖问题的批复》中规定：“报刊社对要发表的稿件，应负责审查核实。”这个批复被认为是我国媒体对新闻真实性负有义务的主要法律来源。1998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新闻媒介和出版机构转载作品，当事人以转载者侵害其名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2000年3月，新闻出版署又以部门规章的形式规定：“报刊摘转新闻报道或纪实作品等稿件应坚持真实性原则。对其摘转内容的真实性负有审核责任。摘转正式出版物的稿件也应该核实真伪。”① 　　在司法实践中，1999年1月，《幸福》杂志第2期刊登了贺方钊的一篇文章：《无语问情：生死相依两茫茫―――著名诗人郭小川一段鲜为人知的黄昏恋》。之后《文摘周报》、《文摘旬报》、《购物导报》和《作家与社会》相继以不同形式转载了这篇文章。不久，郭小川家属向法院起诉贺方钊、《幸福》杂志和四家转载报刊侵犯郭小川及家人名誉权、肖像权。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贺方钊的文章纯属虚构，侵害了郭小川的名誉、声誉，判决六被告刊登致歉声明并对原告予以经济赔偿。法院认为：作为报刊社对要发表的稿件应负责核实，《幸福》杂志社虽然作为首刊单位，但并不能以此免除转载单位的审核之责。作为转载单位转载其他刊物发表的作品，应该预见到作品可能存在错误造成他人损害，故应对其作品进行核实。转载单位因疏于审查，均存在主观过错。②这个判例表明，转载（摘）媒体转载（摘）了虚假新闻应当承担与原发媒体同样的责任。 　　 　　转载媒体需要核实哪种“事实” 　　 　　然而在新闻实践中，转载（摘）媒体对首发媒体刊登的新闻事实进行核实，存在许多实际障碍。 　　笔者认为，事实可以分为客观事实、法律事实和新闻事实三种。客观事实是一种曾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客观存在，它也许是无法复原的一般事实，也许是会引起法律后果又被以证据形式保留的事实；法律事实则是可以在司法程序中被证据证明的、形成法律关系的事实，它也许复原了客观事实，也许由于“技术”原因而并没有复原客观事实，但从法律程序上是法庭认定的“事实”；而新闻事实则是记者看到的客观现象，也许是客观事实中的一般事实，也许是法律事实，但新闻事实并不简单地等同与事实真相。 　　新闻记者对新闻事实的理解是属于一种认识范畴，仅仅具有“认识”的真实性；而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是属于一种存在范畴，是一种“存在”的真实性。因此，新闻记者看到什么是为了让读者自己判断可能是什么，而法院要看到的事实是一种可以被证据反复复原、曾经存在过的“事实”。③ 　　从这个意义上说，转载（摘）媒体对首发媒体的新闻报道进行核实，首先应明确究竟是核实“新闻事实”还是“法律事实”。如果是核实新闻事实，那么基本上同首发媒体一样，给读者提供的仍然是“认识”的真实性。以“皇阿玛事件”为例，法院认定《成都商报》“反映的内容基本真实”，就是指媒体对“周璇说了什么事情”的报道是基本准确的，报道已做到了新闻真实；至于周璇所说的事情到底“怎么样”，那是客观真实的问题。④因此，转载（摘）媒体对新闻事实的核实，无非就是核实“周璇说了什么事情”。 　　 　　转载媒体核实法律事实的实际困难 　　 　　一般认为，“转载媒体应承担与首发媒体同样的核实责任”主要是指核实法律事实，即新闻事实背后的事实真相到底“怎么样”。对此，转载（摘）媒体实际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根据笔者多年新闻从业经验，媒体对法人之类的对象进行舆论监督时，有时候采集的信息往往来自于被批评单位的内部职工，在形成新闻侵权诉讼后，提供消息的职工往往会受到威胁而不敢说出真相，甚至“失踪”；其次，被采访核实对象也不会对新闻记者的采访记录和录音（录像）进行签字确认，以保证新闻事实的真实性。另外，被批评者如果是公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