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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离开北大之谜 　　核心提示:按照黄兴涛的解释,罗家伦写作此信的动机,首先是激于新文化运动的所谓“大义”;其次还有他与辜鸿铭之间的个人恩怨:“著名报人张友鸾先生就曾生动地记述辜鸿铭和罗家伦之间互相‘讨厌’的故事。据他说,辜鸿铭这位‘名教授’因反感罗家伦这位‘名学生’好出风头,不好好学英文,故上课时‘十回有八回叫着罗家伦的名字,要他回答’。而罗家伦呢,对于这英诗课既无兴趣,英文底子又很差。” 　　人大教授黄兴涛去年有篇文章《罗家伦“上书”,辜鸿铭“下课”――一份新见北大档案的介绍与解读》,其中公布了北京大学档案馆的一份案卷号为BD1919031的学生来信,抬头为“教务长英文主任先生”,信中写道:“先生就职以来,对于功课极力整顿,学生是狠(很)佩服的。今学生对于英文门英诗一项功课,有点意见,请先生采纳。学生是英文门二年级的学生,上辜鸿铭先生的课已经一年了。今将一年内辜先生教授的成绩,为先生述之……” 　　 　　学生要辜鸿铭“下课” 　　 　　罗家伦列举了辜鸿铭的四项“成绩”: 　　(一)每次上课,教不到十分钟的书,甚至于一分钟不教,次次总是鼓吹“君师主义”。每次上课都有这番话,为人人所听得的。其余鄙俚骂人的话,更不消说了。请问这是本校所要教学生的吗?这是英诗吗? 　　(二)上课一年,所教的诗只有六首另十几行,课本钞本具在,可以覆按。因为时间被他骂人骂掉了。这是本校节省学生光阴的办法吗? 　　(三)西洋诗在近代大放异彩,我们学英国文学的人,自然想知道一点,我们有时问他,他总大骂新诗,以为胡闹。这是本校想我们有健全英文知识的初心吗? 　　(四)他上课教的时候,只是按字解释,对英诗的精神,一点不说,而且说不出来。总是说:这是“外国大雅”,这是“外国小雅”,这是“外国国风”,这是“外国离骚”,这是“官衣而兼朝衣”的一类话。请问这是教英诗的正道吗? 　　作为学生代表,罗家伦用真实姓名向校方提出教学方面的书面建议,原本是正大光明的事情。当年的《北京大学日刊》就经常刊登此类师生建议。然而,到了黄兴涛眼里,在“至于陈大齐和胡适具体商量的处理意见如何,限于资料,暂无法得知”的情况之下,却变成了罗家伦、胡适刻意隐瞒的暗箱阴谋:“同胡适一样,晚年的罗家伦也丝毫没有提到他早年曾‘上书’北大校方、向辜鸿铭暗施‘狠手’之事。要不是档案还在,我们今天恐怕也永远无缘了解此事的真相了。” 　　 　　过度诠释的“辜胡之争” 　　 　　按照黄兴涛的解释,罗家伦写作此信的动机,首先是激于新文化运动的所谓“大义”;其次还有他与辜鸿铭之间 　　的个人恩怨:“著名报人张友鸾先生就曾生动地记述辜鸿铭和罗家伦之间互相‘讨厌’的故事。据他说,辜鸿铭这位‘名教授’因反感罗家伦这位‘名学生’好出风头,不好好学英文,故上课时‘十回有八回叫着罗家伦的名字,要他回答’。而罗家伦呢,对于这英诗课既无兴趣,英文底子又很差。” 　　在黄兴涛看来,除了“激于‘大义’与‘私愤’的双重冲动”之外,罗家伦“上书”校方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两名教授之间的同行“竞争”:“在北大英文门内,胡适与辜鸿铭不仅是思想上的对头,也是教学上的竞争对手。他们都教英语文学,特别是英诗……从北大英文系的有关课程档案来看,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上半年,辜鸿铭二、三年级的英诗课仍得以保留。不过同时我们也看到,胡适的‘近代英美诗选’课此时却被正式列入到本学年两个年级的选修课程当中,这无疑满足了罗家伦信中的部分要求。而1920年下半年至1921年上半年,辜鸿铭的英诗课便不复存在。所有英国文学的‘诗歌’部分,都改由胡适来上。……目前,辜鸿铭究竟何时最终离开北京大学英文系,由于没有找到相关资料,还难以确证,但可以肯定的是,自1920年下半年之后,北大英文系的课程表上,就已经不再有辜鸿铭的名字了。” 　　罗家伦1918年与胡适联名发表轰动一时的易卜生戏剧《娜拉》,1919年5月杜威来华讲学时又是胡适指定的笔录人之一,充分证明他在北大学生中的成绩优异。张友鸾所说的罗家伦“对于这英诗课既无兴趣,英文底子又很差”,显然是歪曲事实。假如辜鸿铭的离开北大确实是罗家伦及胡适“暗施‘狠手’”的结果,在事发后不久的1921年10月13日的日记中,胡适更应该提到的是他所参与的“暗施‘狠手’”,而不是在私密性质的日记里面替辜鸿铭说公道话:“他虽然顽固,可不远胜徐世昌吗?”假如“不仅是思想上的对头,也是教学上的竞争对手”的胡适与辜鸿铭之间,只有“暗施‘狠手’”之类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胡适更不需要在1928年5月1日的私密日记中,称赞刚刚去世的辜鸿铭是“对我虽表示反对,然相见时却总是很客气”的“君子”。 　　 　　罗家伦的持平之论 　　 　　1919年3月,蔡元培在《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中,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