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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农民生活描写得失谈 　　农民工书写的贡献就在于弥补了目前创作的缺失,提供了一个新的审美角度,为当代文学带来了新的社会效应与美学制高点。农民工书写体现了一些作家“我手写我心”的自觉与勇气。他们以沉重的笔调书写众多从农村闯入城市的民工,为他们的民生疾苦而呐喊,为他们的卑微地位而叹惋,为他们的道德沦丧而哭泣,体现了知识分子身上所具有的忧患时事、抒发民声的传统之当代传承。 　　 　　见证意识是当下农民工书写的一大特征。由于大部分作家来自打工群体的一线,他们有着活生生的打工经历,见证了农民进城打工的基本生活情状与内心体验。这种原生态的经验写作,深深地融入了他们自己的体温、血液和呼吸,往往给人一种挥之不去的亲历感,让人听到诗歌与生活的摩擦声。许强的《今天下午,一名受伤的女工》、彭易亮的《第九位兄弟断指之后》等诗歌中,反复出现“疼痛”、“断指”的情节,见证了底层打工生活的苦难和血泪,唤起诗人自身的打工经验和感受。张守刚的《裤袋里的饭勺》中,如果不是打工作家的亲身经历,对于饭勺的细节描述绝难做到如此的真切。他将打工生活的紧张、经济状况的窘迫通过一个小小的饭勺而集中见证了打工群体的艰难与困窘。作品那种诚实的原生态的叙述,让我们感受到真相蕴含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给人的内心造成的震颤感。这些作品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化高楼大厦背后低矮的平房、简易的工棚,向我们展示或揭示被现代城市文明所遮蔽的苦难,被社会和历史忽略的底层民众的生活经验与生存境遇。其中“我手写我心”的创作姿态决定了农民工书写更具原生态和真实性,那种不加雕琢真情实感的流露,那种发自灵魂深处的真心呐喊,那种不需提炼的思想表白,给予读者是一种情感的震撼与美学的新异。 　　 　　与这些原生态的底层经验相伴的是,文本充斥着卑微、叹息、疲倦、疼痛、麻木、悲凉、饥饿、耻辱、呐喊、绝望等一系列具有控诉性质的话语,透出一种文学久违了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与力量。民工进城遭遇的是城乡文化的错位,作家为其中的不平而鸣,体现的是一种为打工群体代言,为他们的利益担当的勇气与责任。在这一点上,当下的农民工书写续接了传统文学的抗争精神,体现了一种新的语境下的“人民性”。 　　 　　然而,这类农民工书写中,我们看到弱势群体令人难以置信的生活境况时,也看到了作者对社会不公和罪恶现象的难以遏抑的不满和愤怒。罗伟章的小说《我们的路》、陈应松的《太平狗》、荆永鸣的《北京候鸟》等文本中的打工者形象,都在努力靠自己的拼命而挤入城市,却一概生活在愁云惨雾之中。他们由穷而进城打工,由打工而遭受苦难,在城市文明的压迫下,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进城后的梦想破灭,使他们不再相信一系列的成功神话,甚至选择与城市暴力对抗、疯狂报复城市的极端方式来凸显自身的存在。王祥夫的《一丝不挂》中,“阿拉伯兄弟”被年轻的老板侵吞了一年的血汗钱,没有一分钱回家过年。他们扒光年轻老板的衣服,让老板一丝不挂地开车回去。北村的《愤怒》中,主人公李百义在城市历尽各种苦难与挫折,父亲被城里的警察虐待致死,于是他组织了一个百多人的团伙,专门剥夺“地主老财”的钱财来周济穷苦人,并通过个人的审判方式杀死虐待父亲的警察。这一类文本在一系列揭示国家高速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不和谐音符中,呈现出强烈的情绪化写作倾向。注重主体情绪表达的诗歌更是如此。罗德远的《刘晃棋,我的打工兄弟》中写道:“为什么这样畏惧胆怯/我们不是现代包身工/我们不是奴隶/为什么不说一声‘不’/为什么不把抗争的拳头高高举起?!”这些诗歌当中流淌的是为民工代言的愤怒情绪,将民工的身份作了一个集体性的整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民工进城遭遇不满的情绪森林,而不是某一民工个体的情感流动。这种代言式的群体愤怒,并没有真正进入个体价值的主体判断,而是打工人群这个群体对来自城市的异己力量的道德声讨和抗争。他们拥有唤起民众关注的力量与勇气,却没有真正走进个体自我的人性反思。他们的思考都是外向型,而非一个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特定阶段的自我反思。 　　 　　同时,愤怒的情绪也扭曲了作者的感觉和叙述,使他的伦理态度和叙述方式呈现出片面和简单的倾向,他们的创作每每将愤怒与感伤情绪推向极端,而忽视了在复杂的语境中平衡地处理多种对立关系和冲突性情感的能力。整个叙述模式呈现城乡二元对立的紧张状态。城市在文本中总是欲望、诱惑与邪恶的化身,而乡村则是贫穷、愚昧与纯朴的隐喻,农民工群体像城市候鸟一样游走在城乡之间。读者在阅读中很快能够将其中的人物分为两大阶层:城市与民工,与之相伴的生活场景也似乎被简单地烙上了类似“左翼文学”的理念化特征。这种社会转型中因阶层分化和利益重组而产生的仇恨意识和仇恨情绪,以扭曲和变态的形式对农民工书写进行着侵蚀,给文学注进了精神毒素。以“劳工神圣”为价值取向的传统意识形态的“阶级仇恨”话语在为农民工进城蒙上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