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谁辩护的.docVIP

一个国家为什么要有刑事辩护?因为只有在刑事辩护过程中，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真正价值和实质精神才能够得以体现，没有了辩护律师的帮助，弱小的被告人根本就难以对抗强大的国家机器。无论是实体法上的权利还是程序法上的权利，要想真正地从“纸面上的权利”变成“现实中的权利”，对于法律知识和法律技能的专业性要求，就使得被告人必须寻求辩护律师的帮助。病人面对的是可怕的病魔，而被告人面对的则是强大的公诉机关。医生用他的医学知识和技能帮助病人康复，辩护律师则用他的法律知识和技能帮助被告人最大限度地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生命、自由和重大财产。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国家对待刑事辩护的态度表明了这个国家的法律共同体以及这个共同体为之服务的民众对待生命、自由和人权的态度。由此，我们看到完成这一追问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高三者完善的结合，在此基础上达到建立和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之终极目标。刑事诉讼中任何一项原则、制度和程序的制定，都会受到刑事诉讼价值目标的指导；反过来，这些原则、制度和程序又影响和制约着刑事诉讼价值目标的实现。刑事辩护制度也不例外。刑事辩护制度与刑事诉讼价值目标之间的关系显然应当成为我们研究刑事辩护制度价值问题的着眼点。实体正义的实现本身就包含有发现真实的内容，程序正义的实现要求保障被指控人的权利、对被指控人进行公平裁判，而以有罪答辩和辩诉交易程序处理刑事案件则是提高诉讼效率的重要方式，而这一切，与辩护律师们密切相关，刑事辩护的价值在于此，辩护律师的使命也在于此。　　那么，辩护律师们又是怎样去为实现实体正义而斗争呢？刑事辩护制度以维护被指控人的合法权益为立足点，被指控人及其辩护人，在诉讼过程中的直接目标指向获得有利于己或委托方的裁判，他们感兴趣的往往是获胜而非揭示真实，这一结论似乎是无可争议的。美国著名教授艾伦?德肖微茨指出：“‘胜利’，是大部分刑事诉讼的当事人的惟一目的，就像职业运动员一样。刑事被告，还有他们的律师，当然不需要什么正义；他们要的是开释，或者是尽可能短的刑期。”这些现象从表面看，似乎让我们有理由去怀疑辩护律师存在的合理性，但是事实上，被告方的辩护活动从客观上能起到有利于发现实体真实的积极作用。我们可以从刑事诉讼中发现实体真实的两个重要途径通过收集证据和审查判断证据这两个过程来分析判断中得出结论，刑事辩护制度在其中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是律师制度与生俱来的影响的产物，　　首先，从收集证据的过程看，刑事辩护制度的作用表现在：第一，增强收集证据的全面性。尽管法律要求追诉机关对有利于和不利于被指控人的证据一并予以收集，但由于追诉机关在诉讼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承担的诉讼职能所决定，他们在心理上更多地关注指控的成功，因而偏向于收集被指控人有罪的证据，容易忽视对被指控人无罪证据的收集。被告方从防御的角度出发，一方面可以自行收集一些有利于自己的证据，另一方面，也可提出一定的线索，引起追诉机关对案件疑点的注意，补充收集有利于被指控人的证据。第二，保障收集证据的真实性。在侦查、起诉阶段，辩护人介入诉讼，可对追诉机关收集证据的活动起到监督作用。如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在场，可防止追诉机关采用刑讯、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保障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而这种自愿性又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供述的真实性、可靠性。　　　其次，从法官审查判断证据过程看，刑事辩护制度的意义在于：第一，有利于客观真相的揭示。在庭审中，为了证明犯罪事实的存在及被告人的罪责，检察官提出和展现证据，同时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则提出反证，进行对质。在此过程中，随着证据逐渐增加，证据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得到明朗化，需要被弄清的事实本身也呈现出一种渐渐上升的清晰性或明白性。对抗制实际上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定的基础之上；控辩双方为其代表的利益竭尽全力更甚于追求达到揭示真实之目标。对立双方尽可能扩大己方利益的值得尊敬的努力导致这个最好的系统性的结果，尽管没有一方直接为达到这一结果而努力，于是辩论制度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之上－－刑事指控的真实性通过当事人双方带有很强倾向性的辩论而获得最好的确定。第二，有利于抑制法官的片面性和随意性。现代证据制度给了法官自由地评价证据和认定事实的空间。法官在公开场合，直接听取控、辩双方的辩论，有利于法官形成正确的内心确信；同时，控、辩双方在法庭上对证据进行质疑、检验，这样，证据积累到了何种状态、通过证据而形成的待证事实的明白性、清晰性达到了何种程度，都可以为控、辩双方了解和认识，从而大大增强了事实认定的透明度和公开性。这样，有利于防止法官的认识出现主观片面性和随意性而背离客观真实。　　在采取证据裁判主义的今天，在诉讼中尽可能保证所收集证据的全面性、真实性并通过以对立统一规律为哲学基础的辩论制度来制约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时的恣意性，这些做法对案件实体真实的发现无疑能起到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