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经济与经济法值钠.doc

自由市场经济是人类创造的最有效的组织生产和安排分配的方式。然而，它的发展需要一系列良好的制度安排作为其基础设施，而这些基础设施的建立和维护需要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这种政治环境面临着两个方面的威胁，第一个威胁是来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已经在市场中占据了强势地位，还企图继续维持其地位。第二个威胁来自庞大的贫困人群。这两方面的人群，看起来彼此地位极其悬殊，可是它们一旦在反对市场体制的问题上结成联盟，就会发挥巨大的影响力，政府对市场采取干预行动。这种行动表面上打着改进市场缺陷的招牌，实际上却妨碍市场的有效运作。而大众不但不会抗议，甚至还要喝彩，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未来会因此受到损害。有人认为市场经济初期总是比较乱的，经济发展了，自然就会规范起来。这种想法可能过于天真。亚洲有的国家曾经有过很好很快的发展，但是几年十几年以后，因为缺乏法治，都陷入了一个坏的市场经济的泥坑，遇到一点风吹草动，或遇到一种外来的冲击，经济一下子就崩溃了，而且长期不能从泥坑中走出来。历史发展存在路径依赖，这种情况要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经济结构的背后　　　　吴敬琏坚信，自由市场经济是人类创造的最有效的组织生产和安排分配的方式。但自由市场经济在当下中国遭遇的困境充分说明，没有一系列良好的制度安排作为其基础设施，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就是不可想象的。法治则是支撑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安排。吴敬琏《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洋洋数十万言，全部旨趣无非在此。　　　　中国必须要法治，这其实早已经是人所共知。但法治从何而来？吴敬琏的答案反反复复就一个，那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这答案了无新意，但问题是，除了改革政治体制，我们确实也没有别的法子可想。　　　　开篇已经讲过，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没有让最大多数国民受益。原因何在？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经济结构问题。我们的主导产业，都是传统的加工制造业。它们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最低端，因而附加值最低。这就注定了从事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的劳工阶层，必然收入微薄，从而注定了中国必然存在一个庞大的底层社会。　　　　但是进一步追问就不难发现，问题并非如此简单。经济结构的背后，其实是政治结构。既然加工制造业附加值最低，我们为什么不选择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呢？是我们笨，是我们知识不够，因而在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失去竞争力了吗？当然不是这样。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国发展不起来，不是人的素质问题，而是一个制度环境问题。对制度环境问题，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有过很好的解读。陈志武教授认为，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对制度环境敏感度低，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对制度环境敏感度高。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主要跟人打交道，主要是一种非人格化交易。而非人格化交易必须保证安全，才能持续。而要保证交易安全，就需要一整套的规则体系。没有一整套的规则体系做保障，交易成本就会居高不下，就会让人望而却步。　　　　交易成本从根本上说，无非一种社会关系成本。社会关系越简单，越规范，交易就越简单，交易成本就越低。社会关系越复杂，越失序，那么交易就越麻烦，交易成本就越高。当下中国的社会状况显然属于后者。既然没有确定的规则体系保证跟人的交易的安全性，人们就只好主要跟物打交道。主要跟人打交道的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就不可能发展得起来。这就是说，制度环境注定了中国只能做世界加工厂，而做不了世界设计师。　　　　其实，知识经济时代之前的西方国家，也曾遭遇底层社会庞大的困境。工业化的突飞猛进，并没有对无产阶级的生活品质有多少实际的帮助，反而导致无产阶级普遍的贫困化，进而导致席卷世界的社会主义潮流。只是从19世纪中期起，依托于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西方国家迅速实现了产业转型，在转向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之后，从前的无产阶级队伍才逐渐消失，劳动者才逐渐上升为中产阶级，由此缓解了全面的阶级对抗，而进入了和平发展阶段。　　　　今天中国的诸多社会问题，根子就在这里。看看发达国家的财富巨头，他们大多是知识经济的弄潮儿，他们的个人成功，往往主要凭借于他们的创造，他们的创造非但不需要以盘剥他人为前提，反倒给他人提供无数高附加值的工作机会和创业机会，带动更多人致富。比尔·盖茨就是如此。而我们的财富巨头，除了来自非市场领域，真正来自市场领域的，则往往是加工业巨头。他们的巨额利润，大多是底层劳工贡献出来的，与古老战争年代的“一将功成万骨枯”，何尝有本质区别？西方国家是通过产业转型来改善劳动阶层的处境而实现均富的，这条路中国也必须走。所以吴敬琏坚决主张增长模式转型，坚决主张转向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而要实现增长模式的这种转型，就必须改革我们的规则体系，就必须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使一切权力皆受制约，“而不容许有任何至高无上、不受约束的权力主体存在”，以杜绝权力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