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孺师与吐鲁番文书.docVIP

　　唐长孺师与吐鲁番文书 [编者按]在 中国 史 研究 领域，隋唐史研究不仅大师辈出，成绩卓著；同时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积累了许多独到的治学经验，形成了自己富有特色的治学 方法 ，为史学 理论 的 发展 提供了许多新东西。为了 总结 和继承这些宝贵的学术遗产，中国唐史学会、武汉大学三至六世纪研究所与河北省 社会 科学 院，共同举办了以“唐长孺、胡如雷先生与隋唐史”为题的学术研讨会，在20世纪学术背景下，对陈寅恪、唐长孺、胡如雷等三位隋唐史大家的史著、史识及治学特点进行了深入探讨，这对于认真总结20世纪中国隋唐史的研究史，全面认识我国 目前 隋唐史研究的现状，关注当前这一领域里的各种热点 问题 ，从学术大师的治学经验中汲取有益的启示，积极推动隋唐史研究取得新的突破都具有重要意义。本刊选登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五篇论文和一篇综述文章，以飨读者。 论文联盟.L.编辑。 [摘要]朱雷通过回顾唐长孺领导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出版的整个过程，介绍了古代 1975年4月底，唐师始成行赴新疆，先期带通晓 英语 、日语，熟知典籍年近六旬的谭两宜先生和我去乌鲁木齐。唐师去了吐鲁番哈拉和卓、阿斯塔那墓葬区，看到发现文书的古墓，也参观了交河、高吕两座古城，激动不已。但就在去南疆的库车后，因乘坐手扶拖拉机挂带的斗车上，行走在路况极差的“机耕道”上，强烈的颠簸致使右眼眼底出血，造成失明。由于新疆医疗条件差，唐师不得不返回北京，住进工农兵 医院 (即同仁医院)诊治。我与谭两宜则留新疆继续工作，谭两宜负责清理博物馆藏文书登记，我则又下吐鲁番地区博物院，清理、拼合、录文其所藏文书及墓志。 期间，王冶秋又专门给国务院写报告，提出由唐师负责，带领专班人员，整理吐鲁番文书。李先念副总理批示“拟同意”，又经邓小平副总理圈阅，遂决定将此项工作转至北京进行。我与谭两宜在9月底结束新疆工作，于10月初到北京，在医院了解到唐师本因深度近视，视网膜极易脱落，因眼底出血，造成晶体混浊，复明有难度，直到11月15日唐师才出院。这时，新疆博物馆也将馆藏文书装箱运到北京，参加整理工作的各路人马也陆续抵达，唐师开始全身心地投入领导整理工作。 在唐师指导下，我根据1962年冬在唐师指导下所作敦煌文书录文校补的体会，以及1974年、1975年在新疆初涉吐鲁番文书整理的点滴体会，加上 学习 历史 所1958年所编《敦煌资料》第1辑，以及日本所出《敦煌吐鲁番 社会 经济 资料》上、下册，吸取、借鉴其有益的 方法 ，草拟了一个“录文须知”。经整理组讨论，定下了一个共同遵守的工作原则。 面对近万片的残片，首先要在辨识的基础上，作出准确录文，而录文和碎片的拼合是两项最基本的工作。但出于文物保护的要求，最开始还必须仅据那些照、洗并不高明的小照片，做录文与拼合。唐师也和大家同样拿着小照片去做录文工作，但由于右眼已失明，左眼戴镜矫正也只有0．3度，困难远非常人所能想象。最后，唐师发现若在照片背后用台灯照射，正面看起来就比较清晰，这一经验也为大家所仿效。 在录文核对，以及准确进行碎片的拼合时，就要接触原件了，而这些出自千余年前古尸身上之物，其中不少还有血污等因素，辨识既难，且多有尸臭味，甚至可能还有细菌，但唐师毫不考虑个人健康，每道工序皆不免省。我出于考虑唐师身体健康，劝他注意少接触，但唐师说：“我不看原件，怎么知道对与不对?”只好在休息时和进餐前带他去洗手。 字难辨识，残片难拼合，这都是常人所难以想象得到的。而在进入“定名”、“断代”阶段，更是艰辛，因为判断文书整理成功与否的标志，主要是根据释文拼合之准确，“定名”之遵合古制，“断代”之清晰等诸方因素。其中，文书之准确“定名”和“断代”所要求的学术水准是很高的，难度因而也是极大的。故作为文书整理的领导者，尤须在历史及古 人们往往只看到唐先生在整理工作上的贡献，可能忽视或不知，唐先生在完成整理工作过程中，又直接培养了那些有机会参加整理工作的同志，从具体到一个字的辨识，到文书的拼合、定名、断代，以及进一步的 研究 ，皆直接或间接得益于唐师的教诲。特别是唐师决不搞知识私有，总是毫无保留地当众讲出自己的精辟创见。当时也有人立即抢先撰文发表。我曾和唐师谈及此事，但他毫不在意，依然毫无保留的告诉大家。 由于唐师的倡导和领导，开始于1974年的整理工作，至1986年春，历时十三年，终于大功告成。唐师提出对吐鲁番文书的整理，是在他年届六十岁时，这时他在学术上早已功成名就，但他在学术上永不止步，永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始终保持高度而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始终肩负着强烈的学术责任感。唐师长期离家，持续十年在北京校点“北朝四史”是这样；远赴新疆，克服目疾的折磨，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内主持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工作更是如此。在唐师身上，可以深刻体会到什么是“忘我”的精神，什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