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派与整理国故运动.docVIP

　　唯物史观派与整理国故运动 自胡适在1919年12月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后，一场旨在以新观点与新 方法 来重新 研究 中国 传统文化的整理国故运动便在民国学界勃然兴起。但与此同时，有关争论也始终不绝于耳。围绕“整理国故”的必要与否以及方法是否得当，诸多学界名流均本着各自对时局和治学的看法，公开或私下发表了不少或赞成或反对的意见，诚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时人即曾观察到：“新思想与白话文学发生不一两年，国学运动就隐隐地抬起头来了。到现在，国学运动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随声附和的固然很多，而持强烈的反对意见的亦颇不少。”[1]在这些评论中，唯物史观派的见解无疑具有典型意义，甚至由此决定了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 历史 研究走向。鉴于过去学术界较少注意到这一 问题 ，本文拟就此做一番较全面系统的探讨，以求有所裨益于该课题研究的拓展。 一从赞成到反对 众所周知，大致以五四运动为界，新文化派内部发生了明显的分化，时人曾描述说：“一种倾向是代表 哲学 文学一方面，另一种倾向是代表 政治 社会 的问题方面，前者是《新潮》杂志社，后者是《国民》杂志社。……新潮社一派，隐然以胡适之先生为首领；国民杂志社一派，隐然以陈独秀先生为首领。前派渐渐倾向于国故整理的运动；……陈独秀先生的一派，现在在做实际的社会革命运动。”[2]不过，由于新文化运动仍在继续 发展 ，因此陈独秀等人在接受唯物史观洗礼、逐渐转向政治斗争的同时，也并未完全放弃思想领域的启蒙，他们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对胡适提出“以 科学 方法整理国故”的口号表示赞许。1920年，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便说：“研究、说明一切学问（国故也包括在内），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3]在此期间，他还应胡适的邀请，为亚东图书馆新整理的《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西游记》撰写了一系列《新叙》，这其实也是对胡适提倡“整理国故”的支持。与此同时，已经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影响 的张闻天也针对中华书局的出版方向指出：“中华书局以后应该做的事情：（一）整理国故。把没有用的东西淘汰，以为后辈青年的便利。……整理国故，不能叫一般遗老去整理，一定要具有下列三种条件：一、对于国故有彻底的研究；对于西洋学说也十分了解。二、有世界的眼光。三、有科学的见解。”[4]这更是与胡适等人的主张如出一辙。由此可见，尽管此时唯物史观派已与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但他们对刚刚兴起的整理国故运动还是持一种颇为支持、乐观其成的态度的。 然而随着时局的变化，唯物史观派逐渐意识到“整理国故”与现实政治斗争之间的抵牾冲突，由此开始反思整理国故运动。1922年，中共机关刊物《向导》便发表文章批评：“文化运动发生什么结果呢？他不过把那些以救国为己任的学生们赶回课堂，使那些五四运动中的领袖们学着做新诗，做白话文的出版物，出洋留学，到研究室去研究文学、哲学、科学去了，整理国故去了。”[5]至1924年，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更是发表《受“国故毒”的学生听着》一文针砭道：“中国国势已经危急的了不得，而这般老学究们还在那里提倡‘国故’，这简直是昏庸已极的事情”，“实在代表了一种反动黑暗的势力”[6]。与此同时，针对当时胡适、梁启超大开国学书目，《中国青年》还及时开列出《一个马克思学说的书目》，试图借此消除胡适等人的影响[7]。 在这种 时代 大潮的冲击下，陈独秀等人也迅速调整了对“整理国故”的认识。1923年7月1日，陈独秀发表《国学》一文评价说：“现在中国社会思想上堆满了粪秽，急需香水来解除臭气，我们只须赶快制造香水要紧，可是胡适之、曹聚仁这几位先生，妙想天开，要在粪秽里寻找香水，即令费尽牛力寻出少量香水，其质量最好也不过和别的香水一样，并不特别神奇，而且出力寻找时自身多少恐要染点臭气。”[8]两相对照，他这一评价明显与此前不同。而无独有偶，类似陈独秀的这种思想转变还同样发生在茅盾身上。1923年12月，茅盾在《杂感》一文依然写道：“近年来整理国故运动的方法对不对，成绩好不好，原是极该批评讨论的；即使是过分严格的批评，也是社会所乐闻。但是现在有的批评整理国故，却不肯据理讨论，而徒凭主观，说整理国故的人们，不是老秀才乘势出风头，便是不通西文的人以此为藏拙之道、自炫之方；那种武断的态度、谩骂的口吻，几使读者疑是歇斯底里的患者。”[9]显然，他此时对“整理国故”仍持一种为之辩护的态度。但时至1924年5月，茅盾对时势的观察却发生了极大逆转，于是他撰写《文学界的反动运动》一文指出：“这一年来，中国处于反动政治的劫制之下，社会上各方面都显出反动的色彩来。在文学界中，这种反动运动酝酿已久，前年下半年已露朕兆，不过直到今年方始收了相当的效果，有了相当的声势。和其他反动运动一样，文学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