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撒馬爾干到長安——中古時期粟特人的遷徙與入居.docVIP

　　從撒馬爾干到長安——中古時期粟特人的遷徙與入居 　　粟特人，在中國史籍中又被稱爲昭武九姓、九姓胡、雜種胡、粟特胡等等。從人種上來說，他們是屬於伊朗系統的中亞古族；從語言上來說，他們操印歐語系伊朗語族中的東伊朗語的一支，即粟特語（Sogdian），文字則使用阿拉美文的一種變體，現通稱粟特文。粟特人的本土位於中亞阿姆河和錫爾河之間的澤拉夫珊河流域，即西方古典文獻所說的粟特地區（Sogdiana，音譯作“索格底亞那”），其主要範圍在今烏茲別克斯坦，還有部分在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在粟特地區的大大小小的綠洲上，分佈着一個個大小不同的城邦國家，其中以撒馬爾干（Samarkand）爲中心的康國最大，它常常是粟特各城邦國家的代表。此外，以布哈拉（Bukhara）爲中心的安國，也是相對較大的粟特王國。還有，位於蘇對沙那（Sutrushana/Ushrusana）的東曹國，劫布呾那（Kaputana）的曹國，瑟底痕（Ishitikhan）的西曹國，弭秣賀（Maymurgh）的米國，屈霜你迦（Kushanika）的何國，羯霜那（Kashana）的史國，赭時（Chach）的石國等等，不同時期，或有分合，中國史籍稱他們爲“昭武九姓”，其實有時候不止九個國家[1]。歷史上的粟特人從未形成一個統一的帝國，因此長期受其周邊強大的外族勢力控制，先後臣屬於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希臘的亞歷山大帝國、塞琉古王朝、康居國、大月氏部、貴霜帝國、嚈噠國等。粟特人在各異族統治下，非但沒有滅絕，反而更增強了自己的應變能力，不僅保存了獨立的王統世系，而且成爲中古時代控制陸上絲綢之路的一個獨具特色的商業民族。 　　在公元3至8世紀之間，也就是大體上相當於中國的漢唐之間，由於商業利益的驅使，以及粟特地區的動亂和戰爭等原因，粟特人沿傳統意義上的陸上絲綢之路大批東行，經商貿易，有許多人就此移居中國，一去不復返。 　　粟特人東來販易，往往是以商隊（caravan）的形式，由商隊首領（caravan-leader）率領，結夥而行，他們少者數十人，多者數百人，並且擁有武裝以自保。我們在敦煌莫高窟第420窟窟頂東坡上部的隋代繪製的一幅《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就可以看到這樣的商隊在絲綢之路上行進的情形，雖然畫家繪製的是産生於印度的佛經故事，但人物形象卻是以敦煌畫家常見的中亞粟特商隊爲原型的[2]。 　　粟特商人在絲綢之路上的一些便於貿易和居住的地點留居下來，建立自己的殖民聚落，一部分人留下來，另一部分人繼續東行，去開拓新的經商地點，建立新的聚落。久而久之，這些粟特聚落由少到多，由弱變強，少的幾十人，多者多達數百人。在中原農耕地區，被稱爲聚落；在草原遊牧地區，則形成自己的部落。因爲粟特商隊在行進中也吸納許多其他的中亞民族，如吐火羅人、西域（塔克拉瑪干周邊綠洲王國）人、突厥人加入其中，因此不論是粟特商隊還是粟特聚落中，都有多少不等的粟特系統之外的西方或北方的部衆，所以，我們把粟特聚落有時也稱爲胡人聚落，可能更符合一些地方的聚落實際的種族構成情況。 　　這種有組織的粟特商隊的首領，粟特文叫做s’rtp’s-s）教授曾據印度河上游中巴友好公路巴基斯坦一側發現的粟特文巖刻題記，指出粟特人不僅僅是粟特與中國之間貿易的擔當者，也是中國與印度之間的貿易擔當者[8]。結合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發現的粟特文買賣突厥地區女婢的契約[9]，我們也可以說，粟特人還是中國與北方遊牧民族之間貿易的擔當者，即如姜伯勤教授所強調的那樣，粟特人實際上是中古時期絲綢之路上的貿易擔當者[10]。大概正是因爲從北朝到隋唐，陸上絲綢之路的貿易幾乎被粟特人壟斷，所以我們在史籍中很少看到波斯商人的足迹，現代舞劇《絲路花雨》所描寫的絲綢之路上的波斯商人，在唐朝時期更多是活躍在東南沿海，而非敦煌、吐魯番，在北方絲路沿線發現的大量的波斯銀幣和少量的羅馬金幣，應當是粟特人貿易的印證，而不是錢幣源出國的波斯人和拜占廷人[11]。 　　粟特人建立的殖民聚落，可以舉蒲昌海（羅布泊）地區的聚落作爲典型。據敦煌文書《沙州伊州地志》和《沙州圖經》記載，這是“貞觀中（627－649年），康國大首領康豔典東來，居此城（鄯善城），胡人隨之，因成聚落”，這也正是我們稱這類胡人殖民地爲“聚落”的根據[12]。在鄯善（後稱石城鎮）一帶，還有隨康豔典而來的粟特移民建築的新城、蒲桃城、薩毗城，反映了粟特人城居生活形態和善於種植葡萄的本性，而且，這裏還有維繫胡人精神生活的祆教寺院——祆舍一座[13]。像這樣還沒有被唐朝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控制的粟特聚落，自有其自身的文化生活，過去因爲漢文史料對這種粟特聚落的內部生活記載絕少，因此不甚了了。近年來由於一系列粟特石棺床圖像的發現，特別是安伽墓的圖像，使我們瞭解到粟特聚落內宴飲、狩獵、會客、出訪等日常生活場景，也獲得了他們婚姻、喪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