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史上的受贿犯罪初探.docVIP

　　我国刑法史上的受贿犯罪初探 我国刑法史上的受贿犯罪初探 　　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朝代都有过受贿等腐败现象，只不过是表现形式及其严重程度有所不同而已。通常各国刑法都规定了单纯的受贿犯罪和加重的受贿犯罪，有的国家还规定了因主体不同而罪名不同的受贿犯罪。[1]本文针对受贿犯罪在我国的历史沿革，初探一二，并加以比较鉴别，使得古为今用，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重大任务，这也是比较刑法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奴隶制社会中的受贿犯罪 　　奴隶制社会的制度之所以是奴隶制，其中一大特征，就在于其野蛮残酷的刑事法律规范。奴隶主通过处以贪污受贿官吏死刑的刑罚设置，对奴隶的反抗进行凶狠的镇压。周朝《吕刑》有五过之疵的规定，即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其罪惟均，其审克之。五过之疵也就是执法人员所犯的五种罪过，是指审理案件适用五过赦免时要防止的五种徇私枉法、不正之风的弊病，其中惟货即为典狱官受贿曲法的意思。[2] 　　作为此后各封建本文由.L.收集整理王朝法典的蓝本，魏国的《法经》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法经》对受贿罪的规定之密，可见一斑。《法经杂律》载：丞相受金，左右伏诛，犀首以下受金则诛，金自镒以下罚，不诛也。曰：金禁。此处所谓受金，即受财、受贿的意思，丞相如果受贿，就要株连左右官吏；而所谓金禁，即为禁止受贿的刑法规定。虽然株连无辜的规定有相当的不合理性，但结合当时奴隶制社会的背景，《法经》关于受贿犯罪及其刑罚的规定，甚至有刑法史学者认为，可以说是自发地粗略地体现了罪行相适用原则的精神，从这里也可看出中华法系具有世界意义之所在。[3] 　　二、秦汉刑法中的受贿犯罪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秦朝自商鞅变法以来，就开始信奉法家思想，注重以法治国，并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法律制度。秦律对受贿犯罪的规定较为具体详细，其对贪官污吏的惩罚程度也是空前严厉的。《秦简法律答问》就有规定：邦亡来通钱过万，已复，后来盗而得，可（何）以论之？以通钱。此处的通钱即为行贿，如果擅自逃出国境人员向国内行贿超过万钱，已得到宽免，后来回国，又因盗窃被捕，仍以行贿论处。 　　汉律在承袭秦律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有关受贿犯罪的规定，设置了受所监临财物、受故官送等犯罪，并根据各自情节给予不同的处罚。受所监临财物，即为收受部署、旧部署送给的贿赂，免除其官职。时任九江太守就因收受其旧部署送给的贿赂，而被免除了官职。[4]此规定对后来历代刑法中的受所监临财物、受故官送、受赇枉法等类似规定，都有深远意义和巨大影响。 　　三、唐律中的受贿犯罪 　　唐律是中国古代最为完备、内容最为丰富的刑事法典。唐律共三十卷，十二篇，五百条。[5]《唐律疏议》的职制篇，有五十八条，主要是关于官吏设置、失职、贪赃枉法等规定，其中有关贿赂罪的条文就有十三条，外加杂律篇和断狱篇中各自一条有关贿赂的犯罪，合计共有十五条之多。 　　唐律采用多元化的立法模式，按照犯罪主体、受贿方式、受贿场所和受贿对象的不同，以及是否枉法等，把受贿罪细分为多种犯罪，并相应地规定了不同轻重的法定刑。首先，从主体上说，官位较高者相比官职较低者，处刑较轻，而没有薪俸的官员处刑更轻。职制律第四十八条有规定：诸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十匹加役流。无禄者减一等。监临主司的官位较高，对所处断的事务 有管辖、审核和主办权，其受贿的社会危害性更大，处刑更重，而无禄者即为无薪俸的官吏，相较监临主司，其受贿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较小。同时，对特殊的主体也作了特殊的规定。 诸贷所监临财物者，坐赃论，也要视其情节，分别以坐赃论或者受所监临财物论处，这条规定类似于我国现行刑法中有关惩治国家工作人员在尚未到任、履职以前收受贿赂的规定。 　　其次，从主观方面讲，区分了主动接受送赠、主动要求送赠以及强行索取财物的不同处罚。职制律第五十条有规定：乞取者，加一等；强乞取者，准枉法论。意思是主动要求取得财物的，加重一等处罚；强行索取财物的，依照受财枉法罪论处，这种乞取与强乞取用现代刑法用语即为索贿。 　　四、明清刑律中的受贿犯罪 　　唐朝之后的中国各封建王朝，虽然都制定过自己的刑法，但是由于唐律所具有的先进性及完备性，因此，多被基本沿用。无论是《大明律》还是《大清律例》，都将受贿犯罪规定在《刑律受赃卷》中，条文也都是十一条，其中除了第十条克留盗赃属于贪污罪、第五条有事以财请求为行贿罪以外，其余九条均为受贿罪。这九条罪名分别为：官吏受财、坐赃致罪、事后受财、官吏听许财物、监临管求索借贷所部内财物、监临官家人取受求索财物、风宪官受财、擅自科敛财物、接受公侯财物等。[6] 　　《大明律》与《大清律例》在具体罪名、罪状、刑罚等方面的规定都几近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