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形态学的近代史.docVIP

　　文化形态学的近代史 文化形态学的近代史 　中国文化有两次大转型，一次是殷商之际的汤武革命，完成了由神到圣的转变；一次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开始了由圣向人的转变。 　　关于第二次文化转型的研究，晚清近论文联盟.L.代史备受人们关注。《通往立宪之路》（以下简称为《通往》）正是在这种环境中完成的一部晚清史研究的力作。该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晚清史研究，而是一部作为文化转型期的晚清史、具有文化形态学意义上的史学论著。 　　 　　文化转型期的晚清史 　　 　　中国有两个，一个是王朝中国，一个是文化中国。就两个中国的关系来说，作者认为，文化中国以自然形态言之，它为江山；以社会形态言之，它是民间；以文化形态言之，它叫历史。历代王朝，便从这历史的本体里生长起来的，它不但是诞生王朝的产床，同时也是埋葬王朝的墓地，王朝史只是它的一部分（《通往》，P9）。因此，在作者看来，文化中国是源始的、基础性的、活的文化生命体，而王朝中国如唐宋元明清等王朝历史，只是文化中国的一次经历或一种存在方式而已。 　　根据以上的基本区分，作者对历史的时间概念也有了自觉认识。一般来说，历史事件被排定在时间的先后顺序中，这种排序象征着因果关系，即在前的事件总被理解为在后事件的原因，比如近代史（1840年到1919年），这里时间的数字给人们造成一种误解，在先发生的鸦片战争，被理解为在后事件（如五四运动）的原因之一。这种史学观，实际上是自然科学方法在历史学上的应用，而没有看到文化有机体与物属于不同类型的对象。 　　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对编年史的数字和数学的数字作了深入分析。他认为，数学的数字（如自然数1、2、3）是一种限制和分割，它把整体世界分割成众多的印象，再将数学知识运用于这些印象，从而建立起因果必然性的世界图像。 　　但是，编年史的数字与数学的数字不同，它和语言功能一样，反映文化共同体的内在世界感，先有这样的内在世界感，才会出现分割和限制意义上数学的数字。因此，编年史的数字绝不可理解为数学的数字，即不具有直线排列的先后顺序，仅仅意指不可逆方向。 　　文化的演进是由不可逆的时间逻辑（有机逻辑）决定的，其演进过程就是文化转型期。在作者看来，文化中国演进逻辑是神化rarr;圣化rarr;公民化，这个方向就是历史命运的必然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晚清史不只是记录清王朝的灭亡，或王朝中国的死去，更重要的是，它突显出由圣化到公民化的文化转型方向，为强调文化转型期的历史命运，《通往》也称为告别晚清的近代史。 　　王朝中国的近代史，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但它不是文化中国的近代史。关于文化中国的近代史断代问题，作者认为：时间性，并非近代史的唯一尺度，近代史要以近代性为准，科学与民主，才是近代性的根底，因此，近代史大概在明中叶以后，即以科学言之，近代史从利玛窦、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始；以民主言之，则萌芽于中国传统书院和民间海权（《通往》，P25）。 　　 　　《通往立宪之路》与文化形态学 　　 　　文化形态学是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提出的史学观，它有如下两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文化是有机体。每一种文化，作为有机的生命体，都要经历童年、青年、壮年和老年等不同阶段，并具有各自的命运必然性。 　　斯宾格勒指出，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认识到形式不变性（即范畴），却没有给出形式同一性证明，并认为，康德不可能给出形式同一性的证明。在斯宾格勒看来，一方面康德的先验综合判断和经验判断是无法区分的，另一方面，康德的感性直观是半直观。这是因为纯粹醒觉意识有两个重要因素：情感和理智活动。理智活动是建立在情感基础上，而情感弥散在整个意识中的、内在化的确定性。 　　据此，斯宾格勒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形式：一是先验范畴，它是理智活动所认识到的形式；二是文化形态，这是情感因素直接体验到的形式。前者关涉对象是已成之物（自然世界），遵循因果必然性，后者关涉到生成之物（即文化历史），遵循命运的必然性。 　　第二，文化有机体具有自己的心灵。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心灵，这种心灵就是内在确定的世界感，比如，儿童在觉醒的自我意识中，在他的文化共同体中，获得相应的文字感和数字感，从而形成了内在的世界感。而世界感可通过象征表达精神外貌。因此，研究历史的方法，是通过观相法直接看到的、内在体验到的活的历史图像，而不是由理智活动即概念所规定的自然图像。 　　比如，斯宾格勒从古希腊的裸体雕塑、欧氏几何等方面，直接体验到就近的、有限的、实体的古典文化的心灵，其文化的精神是以阿波罗为原始象征。从哥特式建筑和数学分析等，斯宾格勒直接体验到西方文化的心灵：纯粹而无穷的空间，或者说，对无限的渴望和对经验的深度体验，而浮士德象 征着西方文化的精神。 　　《通往》一书也具有以上两个基本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