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新道统说之形成及其与易学之关系.docVIP

　　朱熹新道统说之形成及其与易学之关系 《大学章句序》和《中庸章句序》是朱熹四书学的代表作，这两部作品的 内容 之一，是将伏羲、神农和黄帝引入道统，置于尧舜之上，并将道统心传之原上溯至太极。在儒家经典中，羲、农、黄三位圣王见于《周易·系辞传》，而太极范畴亦出于《系辞传》，故朱子的新道统说乃是根植于易学的。朱熹在其四书学代表作品中推举伏羲，又将太极观念作为道统之原，说明其四书之学乃是以易学为依据的。朱子学中《易》与四书的这种关系，说明朱熹没有将五经的权威地位移除，也没有将四书置于五经之上。朱熹一生常常论及五经与四书之关系，仔细考察相关文章和语录，可知他在为学次第上把四书置于五经之前，而在价值判断上则把五经置于四书之上，从未试图贬低五经的权威性。 一、易学思想之跃进与两《序》之写作 朱熹晚年改定了《大学章句序》和《中庸章句序》，这两篇四书学重要作品之完成，是以其易学思想之重大飞跃为背景的。具体说来，在改定两《序》之前数年，朱熹的易学思想完成了从“《易》本卜筮之书”到“伏羲先天学为易学纲领”的跃进，这次思想飞跃促成了两《序》的修定。 朱熹在四十六岁（淳熙二年，1175）前后提出了“《易》本卜筮之书”说，主张用占学 方法 解读《周易》。所谓占学方法，是认为《周易》每卦每爻各为太极，包含无穷义理，主张将《周易》卦爻辞看作某种暗喻，读者应根据不同情境，给予不同解说。朱熹用此方法解注《周易》，用不到两年的时间草成《易传》。但是，用占学方法解注《周易》，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即“《易》中有象”而“象已失传”之两难困境。在《易传》草成之后的数年间，朱熹一直苦闷于找不到合适的方法突破此两难困境，于是邵雍之学逐渐引起了他的注意，盖邵雍之学追问易象之所自来，提出所谓先天之学。 朱熹在五十岁左右曾印刻邵雍之书，表明他在这一时期特别关注了邵雍之先天学。[1]邵雍自称其先天学为伏羲学，朱熹接受了这种说法，并在 研究 先天学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了“伏羲先天学为易学纲领”的思想。《朱熹集》卷四十五《答虞士朋》第一书曰：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者，一理之判，始生一奇一偶，而一画者二也。“两仪生四象”者，两仪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为二画者四也。“四象生八卦”者，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为三画者八也。爻之所以有奇有偶，卦之所以三画而成者，以此而已。是皆 自然 流出，不假安排。圣人又已分明说破，亦不待更著言语，别立议论而后明也。此乃易学纲领，开卷第一义，然古今未有识之者。至康节先生，始传先天之学而得其说，且以此为伏羲氏之《易》也。（《朱熹集》，第2137页） 这封信写于淳熙十二年（1185）即朱熹五十五岁前后，[2]信中评价伏羲先天学为“易学纲领”、“开卷第一义”，表明朱熹易学思想发生了一次重要飞跃，即从“《易》本卜筮之书”跨跃至“先天学为易学纲领”。此后，朱熹找到了解《易》的新进路，从后天象的研究转向了伏羲先天学之研究。 谈到朱熹五十五岁前后易学思想的此次跃进，有两事值得一提。第一事，他和袁枢讨论《易学启蒙》之《先天图》时，作过一首诗：“忽然半夜一声雷，万户千门次第开。若识无心涵有象，许君亲见伏羲来。”（《朱熹集》卷三十八，第1686页）所谓“无心涵有象”，是说伏羲画卦，只是据其所见所想者随手画出，当时未必存想到极多极深的道理，而所画之两仪、四象、八卦，却已蕴涵无穷的天地自然之理，后世文王之《易》、周公之《易》、孔子之《易》，乃至王弼、程颐之《易》，都是发挥伏羲所画之卦的内蕴。该说将自古以来的所有易学看作是天理的渐次呈现，而且天理之无穷无尽的内蕴，亦必将在后世不断开显乃至无穷。在朱熹看来，这无穷无尽的天理，本来就具备于人心之中，只要“玩之久熟，浃洽于心”，则天地变化之神、阴阳消长之妙将“瞭于心目之间”，而其可惊可喜，可笑可乐，“必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同上）而伏羲之伟大，就在于他挑开了人文机关，打开了人类认识天理的大门。第二事，朱熹曾塑伏羲像，欲奉之于武夷精舍。《朱熹别集》卷六《答黄商伯》云：“所问《先天图》曲折甚善……近塑得伏羲象，欲奉之武夷精舍，恨贤者不能一来观之耳。”朱熹一方面提出“无心涵有象”说，指认伏羲先天学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天理；另方面塑造伏羲像，欲供奉于武夷精舍，以便率弟子时时参拜之；这两个举动，显示出他已有把伏羲奉为儒家始祖之意。就是在此种情境下，他改定了《大学章句序》和《中庸章句序》。 二、从新道统说看易学在朱熹 理学 中的地位 朱熹首次为《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作序是在淳熙四年（1177），十余年后，又对两《章句》作了全面修订，并于淳熙十六年（1189）改定了两书之《序》。[3]当时，他曾写信给詹体仁说：“《中庸序》中推本尧舜传授来历，添入一段甚详。”（《朱熹集》卷二十七，第1163页）说明当时对两《序》的修改，主要体现在道统说方面。朱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