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家伉俪的幸福生活.docVIP

　　法学家伉俪的幸福生活 法学家伉俪的幸福生活 周佑勇、刘艳红夫妻两人都先后获选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这实属中国法学界的传奇和佳话。20年来，这对伉俪在科研道路上相互砥砺 　　在刘艳红于2014年2月21日获选第七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后的几天里，来自四面八方的赞誉挤爆了她和丈夫周佑勇的短信、微信。 　　刘艳红和周佑勇都是东南大学（以下简称东大）的教授。难得的是，在妻子成功获选之前，周佑勇已获得第六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一家双杰，堪称全国法学界的佳话！ 　　3月1日，在南京一处约好的地点，坐在记者面前的周佑勇聊起妻子获选的事依旧很兴奋。戴着一副银边大框眼镜的他，举手投足间都显得非常稳重，而身边的刘艳红则活泼开朗，不时在一旁打趣。 　　事实上，即便是得奖之前，刘艳红夫妇也绝对算得上是一对志同道合的伴侣：同为湖北人，同年同月生，大学本科同一个班，同在武汉大学成为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样学术成果丰硕、获奖无数。 　　在私下里，他们被学生们称为神雕侠侣。而在许多人看来，这对夫妻的的确确在生活、学习和工作的过程中实现了彼此相互帮助，尤其是互相帮助对方成为更好的自己。 　　法学家夫妻的青葱本文由.L.收集整理岁月 　　70后的刘艳红和周佑勇爱情萌芽于中南政法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周佑勇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刘艳红则是团支部书记。而这一切的发端，用周佑勇的话说，就是突然有这么个女生吸引了我。 　　假装无意地制造机会，接近犯罪目标。刘艳红回忆起青葱岁月使用的也是刑法专业的法言法语。在她看来，周佑勇这位狂爱学习的校级优等生并不擅长追女生。 　　周佑勇则解释说，那时的中南政法鼓励学生报考研究生，并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在共同的考研过程中，二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证据是：最后二人都没考上研究生，但是家事谈成了。 　　1994年，在毕业两年后，周佑勇考上武汉大学硕士的第二个月，刘艳红、周佑勇正式走入了婚姻的殿堂，未立业先成家，成为同学中结婚最早的一批人。 　　在刘艳红看来，周佑勇天生就是搞学问的人。因为当大学里大部分人还只知道玩的时候，周佑勇已经开始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了，而且有多篇发表在法学核心期刊上。当时，这可以说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 　　周佑勇说，醉心于学术既有老师的鼓励也有自己的兴趣。看着自己的文章变成铅字，是一种惊喜，也能感觉到成就感。 　　上世纪80年代末，正值大学期间的周佑勇几乎天天泡在图书馆里。我觉得中国当时改革开放到那个时候的确出现很多问题，尤其是我们需要一个对体制、机制的反思和思考。周佑勇说。 　　刘艳红则直言自己学术是受到了周佑勇的带动虽然自己因为成绩优异而留校任教，但其实并不知道什么是学术，甚至觉得写文章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当时他天天在家写，我一个人没人陪，在他的鼓动下也开始学写文章。但是我发现我根本不会。他手把手教我，给我改，帮我定框架。刘艳红说，大概有个两三年，也正好是硕士阶段，就慢慢上路了。 　　而在周佑勇看来，刘艳红有着很好的学术天分，学术敏锐性非常强。他举例说，在老师们的帮助下，刘艳红的硕士论文《罪名确定的科学性》不仅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还发表在了法学界顶级刊物《法学研究》上。这可以说是我第一次比较正式的进入学术界，而且起点这么高。这对我的鼓励特别大。刘艳红直言。 　　在这个过程中，周佑勇也给了刘艳红巨大的帮助。在刘艳红去北京大学攻读博士之前，他坦言自己花的功夫比较多，主要是为了帮助妻子思考问题，要看很多书。逐渐地，这种帮助成为了相互扩大视野的交流。周佑勇解释，尽管自己主攻行政法，妻子主攻刑法，但法学是相通的，而且两个人从不同的学科去思考问题的视点也不相同。 　　学术标签的产生 　　刘艳红感到，在北大读博的三年半给自己的影响是终身的。北大自由宽容的学术氛围，不仅进一步增强了刘艳红的学术兴趣，也历练了她独立自主勤于思考的学术品格。 　　在那个过程，我觉得自己实现了一种涅槃，从以前不知道什么叫学术，到毕业时彻底明白自己要干什么，完成了一个转身。刘艳红说。 　　实际上我俩有共同的感觉，读博之前都是一个起步阶段，读博之后经过训练，就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学术规划，而不像以前只是懵懵懂懂地搞研究。周佑勇有着相同的看法，要有一种学术的延续性。 　　周佑勇的研究就是从行政法的原则入手，进一步扩展到行政裁量。他表示，做学术最重要的就是专注，从原则到裁量有一个学术的传承性。这样逐步在规划自己的研究，专注于自己的学术兴趣，只有这样才能够使自己走向深入，有影响力，取得重大的成果。 　　刘艳红说，在博士毕业后的发展中，周佑勇给自己的帮助，不再是像以前那样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文章如何去写，而是从相互的交流变成了给自己压力。 　　他说你没有代表作，没有自己的亮点，没有让人一提起你就知道你这个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