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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行病与文明同行？ 讲演者小传 高晞 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中华医史学会委员，上海医史学会副主任委员。长期从事医学史，生命科学史和医学导论教学。主持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中国西医学体制创建和医学传教等课题研究，著有《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合编《医学史》和《医学导论》，在《医学与哲学》，《中华医史杂志》《自然辩证法通讯》和《中国科技史料》等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十余篇论文。 人与自然，生命与死亡是永恒的哲学话题，随着人类文明和科学的进展而演绎出无数的解释。但尊重生命，尊重自然却是恒古不变的真理。——高晞 上世纪末，世界卫生组织（ic）”为标题的。《文集》分析了公元前4世纪希腊的“流行病的方式”，是与季节、气候、地理环境相关联的，并通过当时大量的病案，对疾病的症状、治疗方式以及生存率作了细致的???录。 那个时代对人体的生理和病理的解释是建立在希波克拉底所创建的四体液基础上，在此知识结构内，疾病多数被冠以急性热病或疟性热病。公元前430年发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那场导致雅典溃败的传染病，尽管希罗多德作了详细的描述，后人也认为根据描述的症状，列出可能有鼠疫、麻疹、斑症伤寒、天花甚至梅毒等，但至今就是不能确定真正的病因。 古代中国亦不例外地遭受到无数次瘟疫的袭扰。中医用“疾疫”、“瘟疫”、“厉疫”、“厉气”、“时行”等词最初所表示的只是流行病意思而非传染。直至明代吴有性在＜＜温疫论＞＞指出：“疫者，以其延门合户如徭役之役，众人均等之谓也。”“疫”才代表具有高传染性的疾病。 不得不承认的是，疾病的产生和传播是与人类文明的进程相伴而行的，当人类还处在文明初期，居住分散，生活在相对独立的区域中，患病和传染疾病的危险相对要小些。但当人类停下脚步迈进城镇公共空间时，健康与疾病，人群与动物，跳蚤与寄生虫，死尸与粪便拥挤在一小片土地上，就为疾病的滋生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所以医史学家说，“疾病的孳生地——城市”。罗马名医盖伦在世纪初提到，希腊文用“loimos”来表示死亡率高、同时会侵染许多人的严重疾病，类似拉丁文的“pestis”，表示“瘟疫”。据医史学家考证，在罗马时代曾有过多次大规模的瘟疫大流行，公元79年伴随着维苏威火山爆发后而产生的瘟疫，日死万余人，125年的一次蝗灾之后，传染病导致80余万人死亡，发生在164年到180年于罗马帝国东部圣安东尼时期的黑死病，被疑斑症伤寒，又有认为是为腺鼠疫的瘟疫使罗马城每天有千余人走上不归之路。而被医史学家确定为鼠疫的是6世纪爆发的“贾斯汀瘟疫”，每天有近一万人死于这场灾难。瘟疫对罗马和罗马人所产生的破坏力足以摧毁这个强盛一时的帝国，成为罗马帝国瘫痪的因素之一。 中世纪黑暗的另一个写照 传染病对人类生活和文明进程的影响常被史学家所忽视，但中世纪肆虐欧洲大陆的流行病，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涉及面之广、死亡人数之多、出现的疫病种类之繁堪称空前绝后，随之而来的灾难带给欧洲的悲惨后果，成为中世纪黑暗的另一个写照，并由此引发了宗教信仰、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和医药卫生的危机。 首先是在6至7世纪流行于西欧诸国的麻疯病，随着十字军东征，其势变得凶猛，到13世纪达到顶峰，当时人们对付麻疯病的方法就是建立隔离院，将患者收容起来，禁止随意外出，仅在法国就有二千余所麻疯病院，到1225年，整个欧洲大约有1.9万所这样的机构，麻疯病患者因其形象丑恶而被社会遗弃。然而，14世纪麻疯病突然绝迹，就像随即突然而至的梅毒一样，至今令科学家困惑。 其实在原始人的骸骨上就留有梅毒的印记。1493年梅毒肆虐欧洲大陆，首先在巴塞罗那传播，引起恐慌。鉴于梅毒传播方式的特殊性，各国便以假想名来称呼它，以维护自己国家的名誉，意大利人说这是法国病，法国人认为是那不勒斯病，荷兰说是西班牙疮、西班牙抱怨是波兰疮，于是由一国传到一国，很快就在欧洲蔓延开来。连亨利八世和查利五世都染上梅毒。 当时一个更为普遍而又可推脱罪名的说法，是哥伦布和他的同伴们将新大陆的疾病带到了欧洲，然后传遍全世界。 当时在欧洲流行的传染病，还有麦角中毒的“圣安托尼之火”，坏血病以及白喉、腹泻、伤寒、痘症、天花、斑疹伤寒、小儿麻痹、“登杜”、疥癣、百日咳、猩红热、流行型感冒；英国有萎黄病、黄疸病、肺痨、癫痫、头晕病等。 鼠疫让欧洲大陆发狂 14世纪初，欧洲进入各种灾难骚扰时期。频繁发生的饥荒使居民疲弱不堪，更容易受各种流行病的侵袭；接连不断的战争后果一方面造成政治混乱，另一方面加速传染病的流行。这些现象不仅限于一个地区，而是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在整个欧洲大陆出现。 1361年，意大利圣方济教会的修道士皮阿萨于在《西西里史》叙述了鼠疫如何在欧洲传染的，“因为这是一种借着呼吸传染的疾病，当人们谈话时，即从一人传到另一人，所有患者都感到难忍的疼痛，有的浑身剧烈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