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繁荣：我的和我所认同的经济学观点.docVIP

　　走向繁荣：我的和我所认同的经济学观点 从1983年到1988年，中国的 经济 经历了近六年的持续繁荣，到了1990年和1997年，陷入了相对的经济不景气之中，仅一年之后， 中国经济 又出人意料地迎来了新一轮的持续增长与繁荣，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然而就在人们为繁荣而陶醉时，通货紧缩却悄悄降临了，如何启动 市场 、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成了 政治 家和理论家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关注中国经济的中外学者们都无法避开这样一个问题，繁荣从何而来？通缩又缘何而至？ .L.编辑。 一 在转型的原 社会 主义 国家中，尽管中国和东欧、俄国的原有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基本相似，并且社会经济转型的大体方向也非常接近，但看来相似的转型过程，结果却完全不同，中国的表现可谓一枝独秀。国内学术界比较流行的观点是中国的繁荣得益于渐进式的改革策略，但问题是如果较多地保护旧体制及其既得利益者，较长时间地维持现状能带来繁荣的话，那么是否有必要去深化改革呢？南斯拉夫曾搞过几十年的渐进式的改革，并也曾经历过经济繁荣，但最终于八十年代陷入萧条之中无法自拔（Woodai,Janos,.1992）。如果将转型期衰退归于俄罗斯、东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转型期所特有的困难，如国有经济部门效率低下、政府部门的官僚主义和腐败、扭曲的产业结构等，那么中国与俄罗斯、东欧面临着转型期特有的共同性难题，并且这些难题在俄国、东欧产生了相似的后果，而在中国却结出了繁荣的果实。还有一种人们都很熟悉的观点认为，中国之所以例外地没有陷于转型期衰退，是因为坚持了开放政策，成功地吸引到外资的结果。按这个 逻辑 ，若东欧 、俄罗斯能吸引到大量外资就可以实现经济的繁荣，但东德的案例使这一观点的局限性立刻暴露出来，德国统一以后，仅前五年德国政府就向原东德地区投入了8000亿马克的资金，原东德居民人均3万美元，是我国同期人均获得外资的300倍，（潘永明，1995）并且东德是前社会主义国家中劳动力素质最高、经济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经互会”国家中的“发达”国家，但在转型中同样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而中国却保持了高速的增长，转型过程中的经济增长是无法用新古典 经济学 原理和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去解释的，因为中国的经济状况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差别很大，如从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角度来看，民营经济要大于国有经济，但从国民收入的分配角度看，国有部门的得益却明显多于后者；国有部门一方面为冗员过多大伤脑筋，另一方面又雇佣大量廉价农民工；缺乏购买力的西部贫穷地区物价上涨幅度却大于需求旺盛的富足的东部都市，这时候的经济增长已不再仅仅是个宏观经济问题，它的实现也不仅仅是由 财政 政策 、货币政策、收入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所能决定的，而是一个社会不同利益集团相互影响、妥协的社会政治过程，这就需要用跨学科的思维来研究这一问题（程晓农，2000）。 二 比较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两次经济繁荣，我们发现，1983年—1988年的繁荣是消费需求推动型的，主要是由于城乡居民收入连续增加，引起对消费品需求增长，从而引起消费品 工业 投资 增长进而带动重工业的投资快速增长造成的，但在八十年代末期出现的 农村 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和城市居民对日常日用消费品需求弹性的相对稳定使上升缓慢的消费需求无法为整个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动力（马洪、孙尚清，1994），由于我国加工工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在需求正常的年份尚且开工不足，只有需求过度膨胀时才能充分开工而有所赢利（程晓农，2000），所以在中国需求增长的减缓或停止对政府和企业的压力要远远大于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这样在1990年政府采取了种种刺激经济复苏的宏观调控政策，但最终未能有效地解决消费需求下降、库存增加、加工业衰退等问题，但在1992年奇迹发生了，中国的经济出人意料地进入新一轮的繁荣，这轮繁荣与上次不同，是投资主导型的，1991年—1995年5年间引入外商直接投资1127亿美元，而1985-1990年6年间只引入外资159亿美元（程晓农，1995），这些外商直接投资以港台资本为主，这些投资再加上国内为兴办各类开发区和房地产开发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带动了九十年代前半期旺盛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而同一时期国有部门的改革并未取得显著的进展，所以很难将繁荣归于国有经济部门改革的成果，但这并不阻碍国有部门从经济繁荣中获得丰厚的收益，虽然在这次繁荣中国有部门的市场份额下降了10—15个百分点，但通过提高垄断性产品的价格得到了补偿，甚至在经济萧条的1990年和1991年也照样提价，从1993年起冶金、 电力 、石油三个部门在两年内其产品出厂价格上升了68.4%，89.6%，154.7%（中国 统计 年鉴，1994,1995）。这次引资高潮使各级政府和企业界深信，只有引入大量外资才能再次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