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地理位置及变迁对登州港存续发展影响力的定位研.docVIP

　　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地理位置及变迁对登州港存续发展影响力的定位研 　　摘要：登州港是我国古代建筑年代较早、设施保存较完好的著名北方港口，不仅在交通运输和海防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还是中国古代沟通和促进沿海文化交流与发展的重要枢纽，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对外开放港口，对中国航海文化的发展乃至中华文明的形成作出了杰出贡献。从先秦时期的政治色彩浓厚的封禅活动，到西汉时期作为对外用兵的基地，再到隋唐之际航海运输乃至对外交往的重要枢纽，登州港存续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都与当时中国政权统治中心的地理位置有直接和密切的联系。试以政治中心地理位置及其变迁为研究主线探析定位登州港的发展和变化，揭示登州港逐步登上华夏文明核心精神传承与发扬海外的起点地位的深刻原因，进而以政治学视角剖析在自然经济阶段政治统治中心与航海港口事业发展的内在关系。 　　关键词：中国航海；古代港口；政治中心；自然经济 　　　　 　　封建大一统政权在政治军事方面的需求是古代登州港建设起步的重要原始推动力。比登州港发展繁荣的隋唐早将近九百年的秦汉时期，登州港就以独特的政治军事作用在历史的长河中展现出了耀眼的光芒。 　　一、锋芒初现秦汉之际登州港政治军事地位的起步 　　在中国封建社会早期的统一政权中，基本将都城建在咸阳、长安、洛阳等关中或中原地区，由于政治中心地理因素的影响，这些政权想要往东方施加政治影响、采取军事行动，山东半岛是战略要冲。而从海洋战略和航海事业角度看，位于半岛东北沿海的登州港地区则是同时期非常难得的天然优良出海口。 　　秦汉中央政权形成后，对外不断施加政治军事和经济影响力，最终形成了近代以前以中国为中心的封贡体制国际秩序框架，以及以中华文明为核心，包括朝鲜、日本文化在内的东方亚洲文明[1]117。在此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位于中国政治中心和东亚各国联系枢纽位置的登州港，担负起了将中国最早的中央政权影响由内陆逐步向海洋跨越的历史使命。 　　由于与政治中心地理联系上的紧密性，封建统治阶级甚至帝王本身的涉海活动最初就通过与登州港密切相关的一系列活动展现出来。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并天下，海内实现一统，秦始皇先后五次出巡。由于入海求仙等在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十分重要地位的原因，登州港地区首次直接进入统一政权最高统治力量的视野，并成为最高统治者活动的重要地区。始皇二十八年，从秦都咸阳首次东巡渤海，就到达登州古港地区的之罘①并刻石立碑[2]27。方术之士出自燕、齐，而仙人所居之地也在渤海中的蓬莱、方丈、瀛洲，秦始皇东巡齐地，本身就有求仙的目的[3]104。同时期登州港所在的地区也因此由蓬莱仙山的传说被赋予了神秘的政治色彩。同时，封建大一统政权在由政治中心对外辐射战略影响过程中，登州港地区的政治军事地位也逐渐受到重视，并成为其自身作为港口发展的内在力量。秦朝灭六国后，用交通作为统一的手段，下令以都城咸阳为中心，修筑东穷燕齐，南极吴楚的驰道，整治运河，通海漕，并派出徐福东航探险，以期开拓海疆[4]62。同时期秦始皇到登州港地区的出巡，除了探寻仙人之外，政治、军事上的需要也是重要目的。 　　秦朝的政治中心咸阳在向东实施政治影响力的时候为登州港的起步打下了最初的基础；而随后建都长安的西汉，则使登州港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开始闪耀出绚丽的光芒。 　　西汉政权是我国古代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强盛时期，出于政治中心的统治力量向渤海沿岸、东北乃至朝鲜半岛等海外地区实施政治、军事影响的需要，地处长安至辽东、朝鲜半岛海上交通枢纽的登州港军事地位迅速凸显，极大地推动了登州港作为古代港口的建设和发展。《汉书武帝纪》中记载，公元前109年秋，汉军五万由楼船将军杨仆率领，由此出发征伐朝鲜。登州港由此成为中国古代海上军事史的重要战略基地。就是在这一年，登州港作为军事港口的作用开始凸显，作为重要历史依据和享有极高史料地位的《史记朝鲜传》对此事件也有明确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秋，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兵五万人,即从登州沿庙岛群岛用兵朝鲜[5]19。《史记》、《汉书》为史学著作中的正统权威之作，前者成书于西汉，后者为东汉，在封建政治统治力量强大的当时，对于汉代本朝的历史，其选材写作必定关注对汉代政治军事影响最为密切、意义最为重大的事件，登州港在同一次具体的军事行动中在两本巨著中同时出现且有详尽描述，可见登州港在当时已经正式登上国家政治舞台。 　　在封建社会早期，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互动，然而在自然经济始终占有主导地位的客观环境下[6]174，政府力量特别是政治中心位置因素成为登州港在古代中国北方乃至成为全国性大港的坚实基础。 　　二、大港之魂隋唐时期登州港经济文化作用的全面腾飞 　　由于与政治中心紧密的内在联系，中国古代中央政权乃至国家综合实力的全盛在登州港得到了集中全面的深刻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