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9拷问鞋业用工荒.docVIP

拷问鞋业用工荒 2010年，大面积的民工荒以席卷全国之势汹汹而来，广东、浙江、福建的沿海制鞋基地缺工不是新闻，连四川、重庆这样的传统劳务输出大省也传出了严重缺工的讯息。来自全国各个鞋业基地的鞋企老板们，近一年来不约而同的表示“由于工人招不够，开工不足，有订单也不敢接”，如果说民工荒2004年前后还只是在珠三角、长三角一带发作，现在无疑已经成为整个制鞋业、乃至整个中国制造业挥之不去的阴影。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泱泱中国，这样的局面似乎有些不可思议。 严重工荒折射企业缺陷 对于许多鞋企，尤其是珠三角一带的加工型外贸鞋厂，今年遭遇如此严重用工荒的祸根其实在两年前就已埋下——2010年，珠三角缺工达200万以上，工厂为招工愁眉不展，2008年，也正是在珠三角，金融风暴来袭让订单剧减，工厂为了节省成本大幅裁员，当时有的鞋厂裁员率高达50%以上，殊不知正是这样的做法，让大批工人流失，再也不回来了。工人不是简单的商品，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尽管金融危机时的裁员并不是工荒的根本原因，但其中折射着中国工厂的巨大缺陷——一家企业可以随时炒掉50%的员工，员工的基本利益和待遇得不到保障，这反映着企业长期以来只将工人当做低廉成本、缺少人文关怀的惯性思维。 今年闹得喧嚣一时的“富士康跳楼事件”，正是这种缺陷被集中放大到极端的表现，十三连跳的残酷事实让打工者的生存状态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在这场社会大讨论中，鞋业界人士应该看到了很多熟悉的字眼、熟悉的观点，更应有感同身受、未雨绸缪的反思和措施。尽管鞋类企业还未出现此类大规模的过激事件，但是劳资矛盾、工人归属感不强、流动性大等问题在鞋业界存在已久，也正是导致工厂招工难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现在进城务工的主力是80、90年代出生的新新人类，计划生育的实施本来就让这部分人口的绝对数量无法和上世纪90年代的“打工大军”同日而语，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村生存条件的改善、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又大幅分散了农村劳动力就业去向，这部分年轻人进城打工的基本诉求，已经从他们父辈渴望的“生存”变成现在的“生活”。他们的愿望不再是任劳任怨、埋头苦干一整年，寄钱回家养儿糊口，不再满足于机械重复出卖他们廉价的劳动力，这也是社会发展后人的意识觉醒、思维进步后的必然结果。他们渴望融入城市，改变命运，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鞋厂中日复一日的流水线式工作，对现在的打工者还有多少吸引力，也就很明显了。 加薪和内迁是不是良方？ 富士康针对跳楼事件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加薪，据报道，最大加薪幅度高达66%！以此作为危机公关手段，希望能安抚人心惶惶的员工队伍。也正是在富士康此举前后，珠三角地区的几个城市先后宣布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比如广州市从每月860元调至1030元，东莞由每月770元调至920元，深圳由特区内1000元／月、特区外900元／月统一调至1100元/月。接下来，则引发了全国范围的一轮加薪潮，今年以来，中国已有十几个省市调高最低工资，平均涨幅10%以上。 加薪也是用工荒中鞋厂吸引员工的首要办法，利益的增加无疑是最直观最吸引人的。在温州的民营鞋企中，近几年每到春节过后还会给早返厂开工的员工发奖金，给带来新员工的老员工发红包。而早在今年政府行为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之前，在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鞋企为了解决招工难，已将工资一升再升，可是成效有多大，对制鞋行业有所了解的人都心知肚明。现在中国的工荒，其根本问题在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和企业的盈利模式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矛盾！就算企业在能力范围内加薪，可是每个月多出的几百元钱无法解决实质问题，中国制造业工人现在每小时的平均报酬仍然只有美国时薪的6%，中国打工者亟待解决的养老、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等福利保障依然遥不可及，几百元多出的月薪，追不上中国疯涨的房价，大概也只能抵消柴米油盐的价格飞升，中国鞋依然走不出廉价劳动力生产廉价商品、赚取最微薄利润的无奈现状。 富士康进而采取的措施是内迁，将深圳的生产线向内陆省份转移，降低用工成本，缓解用工压力。这一招在鞋业界内也早已不是新鲜事，数年前“东鞋西移”就已在业内成为热门话题，也早有一批企业已经付诸行动，在内陆省份开辟新工厂。产业跟随土地、人力、资源等成本的高低迁移，这是经济规律决定的行为，然而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是，简单追随低成本而去的企业迁移，在内陆省份继续复制低利润加工模式，然后再若干年后又面临同样的尴尬。中国的经济建设一体化进程正在加快，城乡差异在迅速缩小，四川和广东的用工成本差距能维持多少年？河南的低价劳动力资源能供内迁企业使用多少年？大家心里自有一本帐。那么，中国的鞋厂就在不断的逐本而迁中，继续依靠低廉劳动力成本生存下去吗？ 转型，必须转型 转型势在必行，这个口号，很多人已经喊了不少年。 工人们辛苦，其实工厂也很辛苦。在一次次加薪举措的背后，是许多企业在生存和倒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