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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刍议 中国 思想学术史 研究 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战国时期的《庄子#8226;天下篇》就是一篇很有特点的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性论著，其中所归纳的道术由统一到多元的 发展 阶段甚至到20世纪还是被人们所称引。《庄子》之后，中国思想学术史的研究不绝如缕，名篇迭出。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的 理论 与 方法 。 20世纪初，随着近代西方学术的广泛传播，人们逐渐发现，中国传统思想学术史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不像近代西方学术那样明晰，用王国维的话说，还没有达到“自觉”地位。于是参照近代西方学术，对中国思想史学科进行理论与方法定位，就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的主要思潮之一。 关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在中国传统的思想学术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基础上，20世纪已经形成了一些比较成熟的方法，其中主要有： 1、 哲学 诠释的研究方法。1918年，胡适发表《中国哲学史大纲》，其导言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做了比较系统的讨论，他提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根本功夫”不外两条：一是对材料校勘，二是参照其它哲学资料，把每一部书的 内容 要旨融会贯串，寻出一个脉胳条理，演成一家有头绪有条理的学说。也就是说，要找出中国思想学术的条理，首先要在资料的搜集审定和整理上下一番功夫，同时也必须重视西方学术思想的参照作用。 在胡适之后，冯友兰提出，要对中国思想学术史进行贯通，确实需要 参考 西方的学术，但首先要明确，“前人对于古代事物之传统的说法，亦不能尽谓为完全错误”。应首先肯定前人的说法“事出有因”，并努力做出合理的解释，切不可把古代已有的结论都置之脑后，应该注意西方学说理论框架与中国传统学说的某些说法结合。他试图在重视中国学术传统思想观念的一贯性基础上，找出中国哲学实质的系统。 侯外庐认为研究中国思想史确实需要参考西方思想学术，同时也需要尊重中国思想学术自身的特点，他还进一步明确：只有从哲学思想、逻辑思想与 社会 意识的高度统一去剖析思想家们思想观念的内部结构和本质特征，才能 科学 解释中国思想的发展 历史 。侯外庐还指出，研究整个社会意识的历史特点及其变化 规律 ，既需要注意“横通”，又要注意“纵通”。所谓“横通”，就是要考察思想家个人的思想体系与同历史 时代 其他思想的关系。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个时代的 问题 ，从而也会有那个时代的思想。对时代问题的把握是思想家们思想的出发点，立场观点相近的思想家往往构成某种学派，不同的学派共同展现一个时代的社会思潮，因此，“研究思想史不能不研究学派”。侯外庐总是把各个时代的思想学术置于相应的时代条件之下，认为各种学派都是对时代课题的不同回答。它们之间的相近或相同，反映出这一时代社会意识的整体框架和相近的思维水平，而它们之间的相异折射出思想家们不同的思想倾向和价值追求。所谓纵通，就是要考察不同时期思想的流变。中国思想学术史的继承性表现得特别明显，中国思想学术喜欢托古，喜欢用疏解或笺注的方式来表述自己的思想见解，这为深入理解中国思想学术史的继承关系提供了帮助，但一定要透过形式看到本质的内容。 由上可见，用哲学诠释的方法研究中国思想史，已经成为了一条具体可行的道路。 2、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单纯从思想的角度解释思想，容易使思想主观化。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后，人们在惊叹该书对中国先秦思想史明确的条理性 分析 之余，不免对这种主要用进化论和逻辑学勾勒出来的中国思想史产生疑惑。正如金岳霖所指出的那样，“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根据了一种哲学上的主张而写出来的。我们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有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陈寅恪也曾指出：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有解释，看上去很有条理，然而往往不真实。他说：“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所论中国古代哲学“大抵即论者今日自身之哲学”，“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如何才能避免这种解释上的随意性？金岳霖指出，最好的办法是“把中国哲学当作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的学问”，根据中国哲学自身的特点来理解和诠释，而不必计较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异同。陈寅恪也认为，如果要真正使中国思想学术的研究契合实际，就必须努力做到“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 在人们努力确立一套符合中国思想自身特性的诠释系统的同时，侯外庐指出：避免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随意性，高屋建瓴的哲学洞察力和同情地了解的态度确实有所帮助，但如果要使中国思想学术史的研究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把思想史置于中国社会史的具体背景，把二者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