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德国新教育史学的发展及政治化特征.docVIP

　　二战后德国新教育史学的发展及政治化特征 二战后德国新教育史学的发展及政治化特征 　二战后，西方各国教育史学加快了发展与变革的步伐。但是，德国较之其他西方各国，由于其传统教育史学的坚韧性，它的发展慢了半拍。在战后20多年期间，从总体上看，占据当时教育史坛的主要力量，仍是保守主义的教育史学派别。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对德国传统主义教育史学的批判日烈，保守派教育史学日暮途穷，联邦德国教育史坛的一些新人，成为新教育史学的代表，如乌尔里希赫尔曼、彼得伦德格伦等人，逐渐取代了保守派教育史家而在德国教育史学界占据支配地位。由于这些人的努力，促成了现当代德国教育史学从传统的精英教育史向社会教育史和教育结构史的转向，从而有力地改变了德国传统教育史学的某些原则。 　　战后德国新教育史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围绕学历危机和教育不公平问题展开讨论，运用社会学的观点批判传统教育史学，是新教育史学的兴起阶段；（2）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针对教育和社会的关系、青年教育和青年运动等问题，新教育史学进入自我反思阶段，在与传统教育史学的博弈中取得发展；（3）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针对新教育史学在80年代中期所面临的困境及反思，德国一些教育史学家认为，新教育史学家应该从自身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改进自己的研究方法，新教育史学在德国开始发生新的转向。本文尝试通过分析战后德国新教育史学的发展和政治化特征，挖掘出德国新教育史学研究的焦点、困境及其在新时期德国新教育史学的转向，同时指出新教育史学在当今德国面临的新困境。 　　一、学历危机和教育不公平成为战后德国 教育史研究的焦点 　　德国新教育史学的兴起较晚于英美。康拉德贾劳施指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新教育史学运动，到70年代在德国开始兴起，一批专业教育学家开始呼吁运用历史和跨学科的社会科学方法研究教育史。1973年，德国教育史学会成立，一些新教育史学的作品出现，如彼得伦德格伦的《教育史》[1]和乌尔里希赫尔曼的《教育与历史思维》[2]都探讨了教育社会史的研究内容和方法。1974年，该协会会刊《信息教育和教育史研究》出版。该期刊在第一期的前言中，明确指出创办期刊的目的，即是推动教育史学在德国的兴起和发展，为教育史学家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共同讨论新史学在教育史研究中的运用，鼓励教育史学家进行教育社会史的研究。[3] 　　新教育史学家将目光集中到教育和社会的关系上，主要针对两个问题进行研究。首先是关于学历危机的讨论。1976年，教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就当时德国出现的学历危机问题进行讨论。学者们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视角分析教育问题，认为入学人数的增加导致了毕业生的过剩，如乌尔里希赫尔曼和弗里德里克的《学历危机和教育改革权力体系、学历讨论和教师过剩：在历史视野中的教育问题》、德勒特夫米勒《学校危机和国家就业制度之间的关系分析》。随后，由德国研究协会赞助成立学历研究小组，搜集德国三级学校教育的数据，这些数据作为德国教育史的数据手册出版《19世纪至二战结束普鲁士高等教育》、《德国大学史数据手册，1830～1940》、《小学教育史》。 　　新教育史学家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学历危机的根源给予了许多新的解释。例如，在《19世纪晚期德国的中学教育》和《社会结构和社会体系：19世纪学校结构的变化》两篇文章中，米勒对中等教育和社会结构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指出19世纪90年代的学历危机的影响是通过学校再生产的特殊阶级和社会群体，取代了原来的阶级和社会群体[4]。之后，米勒在《系统化的进程》中将上述思想进行了归纳，形成了著名的系统形成论的观点，即19世纪，教育系统和就业选择、学校类型和大学课程的研究之间逐渐形成一个有组织的、系统的关系网，教育再生产了阶级[5]。另外，哈特穆特在《教育与就业制度的危机：一项哥廷根的实验》、《德国的扩招与学院过度拥挤》、《19～20世纪周期性的毕业生生产过剩问题》等一系列精彩的文章中运用新史学的观点对高等教育的发展给予了重新解释，认为高等教育系统不是持续增长的，而是遵循其特定的规律，有时增长较快，有时发展滞后。这种波动看上去是从一个平稳状态跳跃到另外一个平稳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教育体系自身的发展规律所推动，教育体系的发展又促进了学术事业和雇佣体系的发展。[6]这一观点有力地批判了传统教育史学认为教育是持续进步发展和孤立的观点，推动了新教育史学在德国的发展。 　　德国新教育史学探讨的另一个问题是教育不公平问题，即社会流动性问题成为政治讨论的焦点。早在1884年，约翰康拉德在《德国大学史：50年》一书中就对社会流动性问题进行过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数据。60年代末，德国教育史家从社会学的视角重新对历史上出现的教育不公平和社会流动性的问题进行争论，涌现众多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