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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润洋音乐学术思想的哲学基础 于润洋音乐学术思想的哲学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1979－2011)，我的导师于润洋教授发表了六十余篇论文，出版了影响巨大的专著《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悲情肖邦》和若干文集，并主编了一些音乐学和音乐美学文集、西方名著译丛，主持重大课题《音乐大百科》等。多年来主持中央音乐学院工作耗费了他大量时间精力，但是他仍然有丰硕的科研成果问世，体现了一位学者对我国乃至世界音乐学研究的学术情怀。本文所要探讨的是导师于润洋教授音乐学术思想的哲学基础，因为无论对他本人还是对本文作者(相信对所有相關人士)，这个问题都非常重要。下文将从于润洋教授对哲学基础的思考、探寻和应用几个方面来梳理这次探究的结果。笔者以本文庆贺导师于润洋教授八十寿辰。更为重要的是，秉承导师的学术精神，它完全是一篇纯学术论文。 　　一、關于哲学基础的反思与探寻 　　于润洋《關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1988)一文，对理论品格和哲学基础问题作了深刻的反思。他指出，建国以来尤其是文革期间，我国包括音乐学在内的人文社科理论失去了其本来应有的品质，成为政治的工具，原因在于狭隘功利主义政治的全盘干预和完全笼罩。在音乐界，由于政治对理论的粗暴干涉，事实上理论已经沦为政治批判的工具，它只能为当时的政治、政策服务，而失去自己独立的学术品格。理论的贫乏影响到音乐实践，例如音乐批评，用狭隘的政治标准来对待音乐。音乐批评事实上成了政治运动的工具。理论的贫乏也影响到音乐学自身的研究，总是受狭隘政治功利束缚，谈不上有什么创新。因此音乐学要成为理论这个词本来所具有的深刻含义上的那种理论，就要抛弃工具论，回归理论特有的、独立的品质，即非狭隘功利的基础研究的人文社会科学品质，特别是要找回坚实的哲学基础。为此他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对待现存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问题，这就是哲学基础的问题，是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首要问题。于润洋说，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存在着僵化、教条、一成不变的理解，现在又出现怀疑论、过时论、否弃论。他明确指出这两种倾向都不可取，并相应提出坚持论、修正论、发展论。即要搞清楚坚持什么，修正什么，发展什么。与此相關的是如何对待新引介的西方哲学美学理论。针对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界充分利用政治松绑的自由，大量快速引进形形色色的西方现代理论，于润洋在充分肯定这种引进的同时，指出要避免盲目性、混乱性。于润洋指出，要在世界上成为音乐文化巨人，真正走在学术研究的前列，就要有坚实的哲学基础。因此要踏踏实实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研究和鉴别其他形形色色的哲学美学理论，并注意吸取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理论资源。 　　本文认为，于润洋提出的反思问题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警醒意义。如今，我国学界自改革开放早期引进西方老三论、新三论之后，又陆续引入了分析哲学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现象学、释义学、接受美学、语义符号学、现代心理学理论、现代传播学、后现代主义理论、后殖民批评理论、女权主义和新女权主义理论、社会性别理论、酷儿理论、实用主义和新实用主义理论、环境哲学伦理学美学、生态哲学美学、身体哲本文由.L.收集整理学美学、全球化理论等。面对五彩纷呈的西方现代理论，我国学者做了大量的引介、分析和应用工作，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应用似乎达到了饱和状态，只在一些学术研究成果中时隐时现。在这样的时刻，于润洋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研究了众多西方现代哲学，最终仍然选择马克思主义；在我看来，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深刻。这句话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也是我曾指出要理解于润洋的学术观点，就要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缘由。 　　2010年5月7日，罗小平和冯长春拜访了于润洋，随后出版了访谈录。在谈到音乐美学的元理论或哲学基础时，于润洋说，对比之后觉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具理论说服力、最清晰，同时也是最开放的哲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吸收现代西方种种哲学观念和思想才有保障。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重拾马克思主义，并花了20年功夫分析吸收现代西方各种哲学的精华。这些思想在其他文论中也有同样的表述。 　　那么，于润洋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哪些基本原理?要对马克思主义做哪些发展? 　　一位伟大的先哲曾经高屋建瓴地讲过这样一句深刻的话：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发展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于润洋引用最多的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序言中的这句话。如《關于我国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想法》、《音乐学文集》序言等。而要有理论思维，坚实的哲学基础就是首要的了。于润洋在改革开放30年专题研讨会上，发表了专文《關于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2009)。该文再度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强调哲学基础的重要性。他说，任何一位学者都必须有自己的哲学立足点。面对当前形形色色的西方理论，不要迷失了自己的立场。当然，这种哲学立足点完全是个人的选择。于润洋非常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