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舍与传统文化、五四新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关系看其思想中的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docVIP

　　从老舍与传统文化、五四新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关系看其思想中的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 从老舍与传统文化、五四新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关系看其思想中的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 　家一直是让老舍先生魂牵梦绕、难以割舍的地方，在《五四给了我什么》一文中他曾经说过：假若没有五四运动，我很可.L.能终身作这样的一个人：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1]作为一个具有强烈家庭归属感，但又离家多年，辗转于异地他国的北京人，在老舍先生的心中，北京无疑是让他深深眷恋的家。 他说：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声音，我都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是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2]如果从周武王封召公于燕、黄帝之后于蓟算起，北京城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三千多年中北京曾数度为京，并形成了帝辇之下特有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习惯，以及与之相应的审美追求[3]1644年，大清军队入关，由满族人建立的清王朝登上了历史舞台。为了嘉奖八旗官兵，也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清朝政府对旗人实行恩养，旗人生来就享有铁杆庄稼。但是，旗人出则为兵，入则为民，不许从事额外的经济活动，不许擅离本旗的驻地。 生活安逸而又拘束，旗人只能把精力消磨在繁缛的礼仪、精致的生活以及没完没了的体面排场之中。旗人这种以文化为中心，雅致、艺术的生活方式和清朝中后期宫廷艺术、贵族文化大量流入民间[4]的社会现实相互交融，进一步促进了传统文化与世俗生活的结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就是北京人的生活，文化就是北京人的性格气质，连走卒小贩全另有风度。在《我的母亲》一文中老舍先生说：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三十位教师吧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5]老舍先生的母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她的身上就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气质，她中年丧夫，守寡终身，她疼惜自己的儿女，她恭敬地伺候刁蛮的大姑姐，她爱花、爱清洁，守秩序，家中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她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6]除了母亲，老舍先生的大姐、亲戚朋友以及大杂院周围善良诚恳的街坊邻居，也都是濡染了传统文化的普通北京市民。生活和成长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老舍先生所接受的传统文化，从一开始就多了一份亲情和家的感觉。除了家的归属感，老舍先生还具有很强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情感。幼年时期，老舍先生的父亲在抗击八国联军的战争中阵亡，而他本人也险些在侵略者抢掠的过程中丧命，家庭的不幸和幼年的经历，在家人反复的陈述中，激起了他朦胧的民族情感和爱国意识。成年以后，老舍先生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到五四运动中，但是，这场运动却让他懂得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到英国讲学，英国人的傲慢、偏见以及中国人所受到的歧视和屈辱，更助长了他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从这种爱国情感出发，他在南洋看到了中国人、中国文化中不怕死、不悲观、能忍耐的品格；在中国面临日寇进犯，处于水深火热之时，他又看到了中国人不惧强敌、保家卫国的坚强意志和中国文化中蕴藏的深厚力量。在为剧本《大地龙蛇》书写序言时，他曾这样说道：抗战的目的，在保持我们文化的生存与自由；有文化的自由生存，才有历史的繁荣与延续人存而文化亡，必系奴隶。[7]这种包孕着浓厚爱国情感和民族意识的文化认知，交融着家情怀，使传统文化在老舍先生的心中占有根深蒂固不可撼动的位置。但是，这种深深的爱并没有将他推向盲目的肯定和一味的礼赞。因为，他知道：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号 自夸自傲，固执的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8]。这种对传统文化，清醒而又理智的爱，来自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国外生活经历的影响。五四运动发生时老舍先生只有二十岁，虽然置身事外，但作为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在这场运动的影响下，他的心灵仍然发生了变化，变得不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一直前进.L.，[9]变得敢于怀疑孔圣人了！[10]。1924年，老舍先生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授汉语和中国文学。五年的英国生活，打开了他广阔的文化视野，并且让他切身感受到，奴性怯懦、愚昧敷衍、懒惰保守的国民性格与西方人爱国尽职、守规独立、强悍务实的民族精神之间的悬殊差别。这种悬殊的差异与老舍先生忧国、爱国的情怀相互交融，最终促使他走上了对传统文化加以审视和批判的道路。于是，我们看到，在《老张的哲学》中，他借赵姑母这一形象对传统的礼教文化进行了否定；在《离婚》中，他通过张大哥对传统的中庸文化进行了批判；在《牛天赐传》中，他通过牛天赐的成长历程，对传统的官商文化进行了审视对五四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肯定，没有使老舍先生走向毫无取舍的追捧。五四运动爆发时，老舍先生已经工作，因为身份的差异和其他的一些原因，他没有参与这场以学生为主体的爱国运动，而这种有距离的旁观，却使他看到了一些运动的参与者没有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