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看待中西方文化的差异.docVIP

　　以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看待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以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看待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由于社会、历史和自然环境等原因，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不同民族的文化、同一民族中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的状况看，世界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始终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皮埃尔布迪厄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在社会学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提出的社会学理论被许多社会学学者探讨研究，例如象征性暴力理论，惯习、场域理论等。本文利用布迪厄的惯习、场域理论对中西方文化存在的差异进行分析，以加深双方深入的了解，促进双方的友好合作，共同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一、饮食文化的差异 　　中国地大物博，由于气候土壤雨水等原因使农作物生长存在地域性，直接导致饮食文化呈显出鲜明的南北差异性。南方主要以米饭为主食，北方主要以面为主食。除了主食之外，菜肴所采用的食材丰富。具体的来说，我国的菜肴类型可分为八大菜系。此外烹饪方式也多种多样，例如炒，煎，炸，蒸，焖等。进餐的工具是筷子。而西方的主要烹饪方式是烘焙，以面制食物为主，食材类型单一，制作方法简单易学，进餐的工具是刀叉。如何理解造成中西方饮食文化差异的原因之所在，这就不得不引出惯习的概念。 　　布迪厄认为：所谓的惯习，就是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的系统，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又可以置换，它来至于社会制度，又寄居在身体之中（或者说生物性的个体里）。[1]惯习的特点是既是个人行为又有着集体基础，同时具有时代性、历史性。[2]正是因为惯习的这些特点，造成了中西方饮食文化的差异。中国国土面积辽阔，历史悠久，农业的发展起步较早，据记载早在周朝时就已经种植五谷。起初的个体通过对自然的适应，辨识出可以供人食用的植物并加以种植，随后更多的人做出同样的选择，形成集体意识。随着时间的累积，人口数量的增加，对自然环境适应能力的不断增强，历代中国人将上一辈的生产生活经验进行传承，形成一种惯习。所以现在的我们不需要像古代的祖先那样再亲身从众多的植物中辨识出能供自己使用的品种，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哪些可以食用。不需要我们亲自去验证便知道是正确的常识便是由个人意识上升至集体意识，经过时间的淬炼形成的稳定的惯习。同样西方人形成与中国人截然不同的饮食习惯和方式，也是由许许多多个人的有意识选择到最后形成集体的有意识选择。随着社会的发展，时间的累积，形成烘焙为主要烹饪方式，用刀叉为工具进餐的惯习。任何一种惯习都具有稳定性，都是集体意识的表现。集体意识可以影响个人意识，而个人意识的累积又形成集体意识。因此中西方在饮食文化方面的差异会长期存在，很难消除。 　　二、风俗习惯的差异 　　风俗习惯是指人们在衣着、饮食、居住、生产、婚姻、丧葬、节日、庆典、礼仪等物质、文化生活方面的共同喜好、风习和禁忌等。它在不同程度上反映着人类群体的传统和心理素质。中西方在风俗习惯上存在明显差异，本文以中西方对数字寓意的认识差异为例进行简单的分析解释。 　　数字从一产生后就渗透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它的基本计数功能以外，人们还赋予了它更多的文化隐喻。这种现象在中西方文化中都有深刻的体现。 　　吉祥数字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所谓的吉祥数字，就是数字中某些被人认为可以趋吉避害，带来吉祥的数字。[3]中国人向来崇尚偶数，取其圆满、和谐、完整之意，是吉祥如意的象征。而单数则认为是孤独无偶、残缺的，自然是不吉利的。但是并非所有的偶数都有吉祥的寓意，所有的单数都不吉利。中国民间对吉祥数字的判断和认可最显著的特点是谐音，这种从听觉到心理上的联想，是最本能、最直接的心理联想，没有过多的复杂含义。[4]例如数字4，是偶数但是谐音死，通常情况下都会被人规避。而数字9是奇数，但是谐音久，有长长久久之意而使人们格外偏爱。 　　在西方无论是信奉伊斯兰教的人民还是信奉基督教的人民，他们都认为数字7是一个大吉大利的数字。因为安拉创造世界用了6天时间，在第7天休息，在穆斯林眼中数字7是一个受崇敬、完整的数字。在《圣经》中 每个星期有七天，有七种美德，人的一生分为七个生长期，因此数字7在基督徒眼中也是神圣的数字。 　　但是数字13在西方人眼中被视为不吉利的预兆，它源于《圣经》中的一个典故。据说耶稣在13日遇难，在最后的晚餐上，他与12个门徒一起吃饭，总人数为13。但最后门徒犹大出卖了他，因此13便成为不吉利的数字。 　　布迪厄认为场域是客观关系的系统，它也是社会制度的产物，单体现在事物中，或体现在具有类似物理对象那样的现实性的机制中。[5]在布迪厄看来，惯习和场域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场域形塑着惯习，惯习成了某个场域（或一系列彼此交织的场域它们彼此交融或离异的程度，正是惯习的内在分离甚至是土崩瓦解的根源）固有的必然属性体现在身体上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