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与企业党组织（上）_0.docVIP

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与企业党组织（上） 　　1997年9月，江泽民代表中共中央在十五大上明确宣布，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要通过股份制等方式改造国有 企业 。[1]中共中央的这一决定以及此后的一系列措施，[2]标志着 中国 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从过去的试验摸索阶段[3]进入了全面实施的阶段。 　　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不同于以前的改革措施，它涉及到国有企业所有权的变动，不仅要 影响 到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而且还要影响到国有企业内部的权力关系。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所特有的 问题 因此而突显了出来，这就是，产权变革会对国有企业内的党组织产生什么影响？ 　　国有企业的产权发生变化以后，原来的企业党组织还能在企业中继续存在吗？即使它仍然能在企业中存在，在失去了无偿利用企业资源的情况下，它的组织活动如何维持？它在企业中发挥什么作用？在产权变革过程中，许多党员被迫离开了他们原来所在的国有企业，如何对这些党员进行管理？依靠什么手段来控制和约束这些流动党员的行为？产权变革对国有企业党组织的这些影响，又会给中国的 政治 发展 带来什么变化？ 　　本文根据实地调查的丰富材料，对上述问进行了考察 分析 。本文认为，国有企业及其党组织是中共管理和控制 社会 基层的重要工具，在产权变革以前，以市场为导向的 经济 改革已经使许多国有企业的党组织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本文的考察分析说明，在产权变革的冲击下，企业党组织或者自行溃散，或者被迫进入休克状态。在产权变革的冲击过去之后，大多数党组织仍然可以恢复起来，但是，面临着一种非常严峻的生存环境，企业党组织对企业内部事务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然而，最为棘手的问题，还是产权变革造成的流动党员问题。在产权变革的过程中，许多党员被迫离开了原来所在的国有企业，变成了企业党组织和地方党组织都难以控制的城市流动党员。本文的结论是，产权变革对企业党组织所产生这些影响，严重削弱了中共党组织对社会基层的控制，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出现和发展开辟了道路，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的政治制度与企业党组织 　　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一种全能主义的政治制度，[4]这主要体现在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党的关系上。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国家权力不受限制地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处在国家政权的直接控制之下，国家实际上垄断了所有的社会资源。不仅如此，国家权力还至上而下地渗透到了最基层，通过单位制度把每一个社会成员吸纳到了这种制度中来。这样一来，国家就成了每一个人的雇主，控制了每一个人的生存条件。在国家与党的关系上，党的组织系统与国家权力系统并行存在，国家权力渗透到那里，党的权力就渗透到那里，形成了一种党政不分的政治制度。在党政关系中，党组织处于领导核心的地位，因此，国家权力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实际上是党组织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国家对每一个人的控制，实际上党组织对每一个人的控制。 　　这套制度的基础，是单位制度，国家权力向社会的渗透，是通过设置和管理一个个具体的单位进行的。中国人的工作单位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工作场所，是人们工作谋生的地方，另一方面，它又是国家权力体系的一部分，是国家管理社会的工具。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是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领导核心，而不是西方国家的那种执政党，就是因为它不仅控制着政府等国家机器，它还通过自己的基层组织，直接控制着位于社会最基层的每一个单位。 　　中国的国有企业，就是这种单位的一种类型，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类型，从涵盖的人口数量来看，它的涵盖面最广，[5]从拥有的资源来看，它拥有资源最多，从担负的功能来看，它担负着为整个政治经济制度提供经济基础的功能。因此，党组织能不能领导和控制国有企业，对于维护中国 目前 的政治经济制度、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华尔德曾在《共产党社会中的新传统主义》一书中，对国有企业内的党组织进行过详尽的考察分析。 　　中共一贯重视企业党组织的建设，把建设好企业党组织看成是控制国有企业的重要手段。在组织建设上，它要求做到了三个“都有”，即在每一个企业中都有党组织，在每一个企业的车间或部门中，都有党支部或者党小组，在每一个车间或工段的每一个工作班组中都有党员。[6]在组织活动上，它要求坚持“三会一课”制度[7]，通过“三会一课”制度维持和强化对党员的管理、 教育 、监督。在组织发展上，它要求把企业内的各种精英，源源不断地吸收到党组织里来。[8] 　　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严重地影响了中共的企业党组织建设。[9]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之后，发展党员的重点由普通工人转向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造成了第一线工人中党员数量大量减少，三个“都有”已经无法实现，出现了许多没有党员的班组。据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对100家国有企业的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