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名地名音译的研究综述.docVIP

　　关于人名地名音译的研究综述 关于人名地名音译的研究综述 　一、何谓音译 　　根据符号学理论文联盟.L.论，人名、地名作为符号与它的指示物之间是封闭的关系，中间没有普通名词的意义一项，因此人、地名翻译具有其特殊性，要么对它的书写形态进行翻译，要么对它的语音形式进行翻译。在不同语言间进行人、地名翻译时，通常会采用音译的方法。Catford(1965)，赵元任(1968)，陈原（1985）、王德春（1987）等人认为不同文字系统之间着重于声音相似的翻译和不同文字系统之间着重于文字形体相似的翻译都属于音译[1]，刘涌泉等人则认为注重于声音相似的翻译用的是译音法，而着重于文字形体相似的翻译用的是转写法。转写法适用于使用表音文字的语言，比如英语、法语、德语、俄语、阿拉伯语等。这种方法只是转换了不同字母表的字符，主要目的在于为每个字母或字母组合求出相应的一个字母或字母组合[2]44，它只注重字母表字符组合的形体一致而不注重发音是否相同，这就是为什么同一个人、地名在英语、法语、德语、俄语中的译名在书写形式上看起来都非常相似，但听起来却可能会有很大差异或完全不同。译音法是尽可能用目的语的语音来模拟出源语的语音形式，这种方法注重在发音上相同或尽量相似，倒是不重视字符组合的书写形态是否一致。英语和汉语分属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使用的文字也分别是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所以将英语中的人、地名引入汉语，不可能使用转写法，而只能使用译音法，即用汉字的读音来模拟英语人名地名的发音。 　　二、中国历史上的音译研究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翻译高峰：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至五四时期的西学翻译。这样看来，以汉字译音方式来翻译包括人名、地名在内的外来词，也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1.音译的开始 　　对音译的使用原则和规律的探索和总结也是很早就开始了，唐代的玄奘法师提出了在五不翻的情况下使用音译，五不翻的五种情况是指：秘密、含多义、此无、顺古和生善，其中的此无现在仍然在翻译中被遵循，也就是对中国没有的事物要采用音译的方法。五不翻的原则规定了何时应该使用音译这种方法，但是它不够具体。之后，慧琳的《一切经音义》中又提出华梵双举[3]11，即一半译音，一半译义。在中国历史上，译经的人大都按照这五条进行翻译，几乎没有对译名问题再做进一步讨论。 　　2.关于统一译名的探索 　　在鸦片战争以后，翻译的外国书籍日益增多，于是便产生了如何统一译名的问题（译名是指包括人名地名在内的所有外来名词的翻译）。徐继畬（1848）在《瀛环志略》[4]455的序言里提到像地名这样的专有名词最难辨识，十人译之而十异，一人译之而前后或异，认为难以辨识的原因有三，其一是汉语和外语的差别很大，不能够准确译音，其不能吻合居十之七八；其二是汉语中有很多同音字，在选用上没有做到一致性；其三是对外来词进行音译的欧洲人使用的不是当时中国的通用汉语而是中国的一种方言，泰西人学汉文者居粤东。粤东土语本非汉文正音，辗转淆讹，遂至不可辨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使用的方法是将译音异名注于各国之下，庶阅者易于辨认。 　　同治元年（1862）成立的同文馆，在翻译中就更加注意译名统一的问题了，北京有数教师，共拟华字一副，以译西国人地各名[3]11。与京师同文馆不相上下的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馆也在外来科技名词的翻译方面有所贡献，英国人傅兰雅（JohnFnyer）在《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1]342-343中总结出三条：一、华文已有之名（沿用）；二、设立新名。若华果无此名，必须另设新者，可用华字写其西音，以官音为主，而西字名音亦代以常用相同之华字。凡前译书人以惯用者则习之；三、作中西名目字汇译书者有所核察，可免混名之弊。 　　后来章士钊（行严）在报纸上发起了关于译名的讨论，随着讨论的进行，这个问题逐渐引起了更大范围人们的关注，胡以鲁、容挺公等人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高凤谦在《翻译泰西有用书籍》[3]11一文中提出统一译名的方法，主张建立译字表，将罗马字编为一书，自一字至十数字，按字排列，注以中音，音译的时候外国以英文为主，而汉语以京语为主，对于已经使用的译名，不再进行改动，惟前此已译之名，则宜一以通行者为主，但指出那些已有的译名大多出闽粤人之手，是使用方言来音译的，因此在读音上可能并不相似甚至有误读的情况出现，但因为已经使用所以只能沿用，不再更改。高凤谦还认为要想获得译名的统一，除上述之外还需要政治力量的支持。梁任公赞成高凤谦的主张，而荣挺公和胡以鲁在人名的翻译上也都主张人名以称号著，自以音为重，虽有因缘，不取义译[5]，而且强调义译须作界，音译更不能不作界[6]，同时指出音译时不应使用难认难读的汉字，并举出详细具体的译例。 　　陈独秀1916年在《新青年》上写了一篇探讨译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