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思想大师们的巨大差距”.docVIP

“中国式思想大师们的巨大差距” 　　一、“中国式巨大差距” 　　 　　我认为，解决中国目前所有重大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行动的勇气，至于理论，从战术上考虑，甚至可以放弃。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举一个例子，在1977年到整个80年代，是新时期改革开放过程中所谓“思想解放时期”，思想空前繁荣，并因此推动了改革实践。话虽然是这样说，可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真的解决了什么理论问题吗?那要看以什么标准看，关起门来，这些“思想解放”的理论对比文革期间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确有很大进步，但是，这些所谓进步，从整个世界的当代政治文明角度，几乎就是恢复最简单不过的常识，所以，现在看来，它们的意义只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理论上的。换句话说，我们在理论上其实并没有什么进步，只是重新恢复了某些文明常识。这样的情况，直到现在，并没有改变。这是从事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悲哀。中国在可以预见的一代乃至几代人中，是注定出不来所谓“思想大师”的，而这样的情形，与中国知识分子聪明不聪明，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借用一句套话并略微修改，我把这称之为“中国式巨大差距”――也就是说，这样的差距只有在中国这里才有，就像以上的“思想解放”只有中国才有一样。为什么出不来思想大师呢?因为那些紧跟西方当代学术的中国研究者，他们所研究的东西，实在太“精妙”了，完全不适合我们的中国胃，令亿分中国人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在我们这里根本就不存在，人们的追求和精神趣味根本不是这样的。那么，这些“紧跟西方当代学术的中国研究者”的出路何在呢?没有出路，死路一条。如果是死路，谁还愿意赌一生的幸福在这上面呢?几乎没有人!恕我直言，这可能是中国出不来思想大师的根本原因，因为中国最聪明的头脑们的“智慧”，全用在别的地方了。 　　也就是说，目前的情形，还是“救亡取代了启蒙”。要救中国，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烦琐的理论，只要恢复现代人类政治文明中的常识就够了――就是这，恐怕也需要一大批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拼一代乃至几代人的努力，也就是为恢复信念实践常识而牺牲自己，现在的所谓“知识分子们”，又有几人真愿意行动呢?呜呼，中国知识界的悲哀也! 　　我说的悲哀，并不止于如上所述，更在于即使一切一帆风顺，也就是我们实践了救亡意义上的启蒙，仍旧是在还清对“政治文明”的旧帐，在理论上根本没有前进一步，哪怕是微小的一步都没有。换句话说，偿还“政治文明”的旧帐，就需要拼上一代乃至几代人的努力，而且还要以在理论上根本没有前进一步作为代价。那么，可以与当代人类文明的理论比肩的理论创新呢?对不起，那是几代人后，才有可能提上议程的任务。 　　但是，在几代人之后的那代人，真的有能力创造“可以与当代人类文明的理论比肩的理论”吗?我仍旧怀疑，因为就像“北京城不是一天建造起来的”，当代和后代的精神文明，也要有遗传的基因――这里不是指“文明常识”的基因，而是指在常识基础上创造性的基因，这个，在“几代人之后的那代人”那里，也许会有了，但是基础仍旧十分薄弱。 　　 　　二、问题的游戏 　　 　　我接着以上的话题，变换花样重说。要成为一个思想大师，首先得具有极其强烈的问题意识，真正的思想者就会在人们认为不是什么问题的地方，产生怀疑乃至提出新的问题。当然，如果是所有人都意识到的“问题”，一定是大的不得了的问题，但是惟其如此，它也就不再是思想家的问题。思想家的问题，是意识到别人意识不到的问题的能力。 　　以下，我想充当一次思想“模仿者”的角色，模仿一下“问题意识”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叫“模仿者”呢?因为不是我的原创，我只是觉得非常有趣，故为一本国外有“问题意识”的所谓“传播学”著作添上几笔我自己的想法，无轻无重，权当游戏与消遣，或者叫打发时间。 　　《Crime and law in media culture》是一本在中国出版的英文原版书，翻译为《媒介文化中的罪与罚》(谢拉?布朗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我这里，先把media这个词留存下来(这个词大意指报纸、网络、手机、电脑、电视、书籍等保留信息的手段)，因为它类属于一门更大的、特别是2l世纪以来的新学问“传播学”――但是，问题意识马上就来了。如果我们不读原文而只根据中文翻译去理解，会遗漏掉原文中大量有用的信息，有时甚至会在理解上南辕北辙。比如communication被“错误地”翻译为“传播”，其实这个词的本意是“to share or exchangeopinions”，简单说，是“交往”或“交流”的意思，是双向或者多向的因素之间“共享”的意思，而不是单调地从一方传到另一方被动接受的意思。 　　以上的双向或者多向的因素之间“共享”，已经不是个理论，而是我们的现实生活。交谈、报纸、书籍、电话甚